陈独秀和张国焘，一个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逝去的岁月里，留下厚重的身影。他们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他们又因不同的原因，被开除出党。所不同的是，一个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保持做人的操守和尊严；另一个则失去良知和自尊，卖身事敌，成为历史唾弃的变节者和叛徒。
　　
　　五四前后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来校任文科学长，并首从文科进行改革，以推动整个北大的教育改革。

　　江西萍乡青年张国焘，于1916年考入仰慕以久的北大。那一年，北大给他的印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

　　可是，自陈独秀主持文科改革以来，北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而由《新青年》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更为北大青年学子所追随。张国焘乃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的情怀，自然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

　　当时，受陈独秀的影响，张国焘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衍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接着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很得陈独秀、李大钊赏识，他们时常给这些热血青年以帮助和指导。张国焘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如他自己所言，“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地为它服务”。他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很快便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则是李大钊。

　　在北大的知识分子中，包括最激进的陈独秀，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宣传，用胡适的话说，李大钊无疑走在前面，是位“先进”。正是李大钊的影响，张国焘才从纷乱繁杂的种种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每天，同学们先来讲演部领受任务，再分别前往北京的各种公共场所，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一路高扬旗帜、呼喊口号。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六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

　　张国焘没受几天的牢狱之苦，便被释放了。回校后，他便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大潮过后，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等，先后被送到欧美留学，一腔政治热情的张国焘，想想自己的学绩并不在他们之下，可如今，他们就要出洋留学，而自己还要在无定的前程中挣扎，不免怅惘：“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

　　就在他怨天尤人、深自嗟叹的时候，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尚在迷茫中的张国焘，再度兴奋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去监狱门口，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迎接陈独秀。在北大三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