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决定大量精简城市人口，１９６２年一年再精简２０００万（１９６２年实际精简了１７００万）。这一措施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减少了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减轻了粮食压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这一减一加，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全面紧张的局面。

　　会议对粮食问题上的教训作了集中总结。如对高指标、严重的粮食浮夸，导致高征购、抢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村人口患病、死亡，对这一惨痛教训作了认真总结。还对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如乱改耕作制度，不恰当地深翻改土，造成大面积减产，以及修了不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等教训都作了总结。历史证明，这些教训的总结，对以后的粮食问题、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收问题，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七千人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内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氛围，使人们也能有限地探索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问题。由于集体生产不仅未出现预期的效果，反而饿死了人。这促使一些人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下探讨适合实际情况的生产方式。这样，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试行过的包产到户，在１９６２年春夏期间，又受到来自第一线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的支持和赞成，这使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受到批判和压制而被迫再度取消。然而即使是短暂的休养生息，对增加粮食产量，也起了积极作用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强调：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他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１９６３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总之，由于当时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中国尚未走出粮食饥荒，未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召开的党史上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