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邓小平过问的原因，会议后期还是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作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逝去的乡亲，有的同志泣不成声。但李井泉后来并未被追究责任，未像曾希圣那样被免去职务。原因何在？还在于粮食！这主要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焦的日子里，他对中央派给四川的任务基本都能完成。对此，中央很是赞赏。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调粮食太多，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是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换言之，李井泉对党中央作了雪中送炭的贡献，那么再追究李井泉的责任甚至给以处分，对李井泉本人来说就显得有些冤枉和委屈了。对四川给国家的粮食贡献，毛泽东也没忘记。１９６５年，当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就善意地批评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意即要李井泉也要照顾好四川的粮食需要和群众生活。

　　对于粮食问题上的浮夸风，当时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他在“大跃进”期间，多次召开会议，并到处视察。对已出现的浮夸现象，他还在鼓劲。如他在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宣传说，汕头、醴陵几个县是搞亩产１５００斤的，你们来个全县亩产２０００斤，盖过他们。这不是自满，是打擂台。接着，他进一步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５０００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杭州的同志也批评谭震林“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也是在谭震林的文章中首先引用的。他还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对“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他也表示赞成，按毛泽东的话说：谭老板“放大炮也相当多”。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谭震林也作了检讨，强调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与会同志一方面认为他能检讨很好，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检讨得很不够，也不深刻。对错误属于什么性质，错误的思想根源等挖得不深，也没说清楚自己是负什么责任，所以有人要将他的错误定为路线错误。

　　从上述情况可见，人们当时对干部错误的轻重，检讨的好坏，职务的去留，一个主要评判标准就是在粮食问题上影响的大小。由此推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时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粮食，粮食对当时的中国实在太重要了。

　　大会成就之亮点：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虽然未能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因而其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但它确实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成就，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好的促进作用。如它较好地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较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及粮食状况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大会还在粮食问题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也可以说是这次大会取得成就的亮点之一。

　　原计划征购１５０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