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父母亲扫墓（中红网红色图库）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的划分问题，近些年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当年韶山进行土地改革时，毛泽东的家庭不具备划定任何阶级成分的经济基础和实际条件，因此，土地改革工作队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阶级成分。实际上，毛泽东不仅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伟大的一生，而且献出了全部家庭财产和全家六位亲人的生命。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是光荣的革命家庭。

    [关键词]毛泽东；家庭财产；阶级成分；土地改革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

    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的划分问题，近些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新闻出版物、影视作品、导游讲解中，关于这一问题，虽然绝大多数都说是革命家庭，没有划成分，但也有极少数不同说法，有些还十分离奇。归纳起来，这些说法主要有这么四种：一说，韶山土地改革时对毛泽东家划不划成分、划什么成分，“争论”不休；二说，划什么成分，成为韶山土地改革中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三说，毛泽东自己讲了划“富农”，就划了富农；四说，本来要划“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才未划成。那么，毛泽东家庭在1950年韶山土地改革中，究竟有没有划定阶级成分？划了什么成分？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重要课题。

    为此，我们自2012年12月下旬至2013年7月下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访问，采访了许多当年的参与者、知情者，包括解放前入党的党员、驻韶山乡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的亲友、引凤（今韶山）村农民协会副主席、土地改革前后在毛泽东家住过十余年的佃户的后代、毛泽东家当年的邻居等，共计38位，累计访问90余人次。同时，我们还先后16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和研讨会，18次到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韶山市、韶山乡档案馆（室）、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以下简称“毛泽东纪念馆”）、湖南省图书馆和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等单位，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毛泽东家庭的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土地改革前三年的家庭经济情况及成员生活状况，以及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的基本情况，有了全面而真切的了解。

    （一）

    毛泽东家庭及其经济状况有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1921年前，毛泽东的家庭较为富裕。对此，毛泽东和毛泽民都有过说明。1936年，在陕北保安时，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主要靠种田吃饭。由于他克勤克俭，变成“中农”，后来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谷米生意，“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加工成米，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逐渐“成了‘富农’”。（﹝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5—106页。）

    1939年12月28日，在苏联莫斯科养病的毛泽民，应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代毛泽东填写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履历表》，在“家庭出身”和“父母”栏里写道：“父亲是一个贫农，由于拼命节省，靠做小生意赚了一点钱，赎回了他的地田”。原有15亩田，1915年又买进“叔父7亩，但仍负债”，“每年自己耕种收获84石谷。1928年（应为1929年——引者注）全部被国民党没收充公”。父亲“三十岁以前，专为耕种；三十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3年（指1917—1919年——引者注）是富农”。（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03页。）

    1921年后，毛泽东家庭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1921年春，毛泽东回韶山动员毛泽民及其夫人王淑兰等亲人，离开家庭，参加革命。当时，毛泽东考虑到，父母都已去世，要做到当家人毛泽民能离家干革命，就必须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彻底放弃家产。毛泽东对毛泽民等亲人说，家里的田土、山林和房屋，都分给贫苦农民；欠了人家的账一次性了结，现金不够，卖掉猪牛还清；人家欠了自家的宣布废除，欠条字据，当面烧毁。然而，毛泽民还没有来得及把毛泽东交办的事全部办妥，就急于要去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庶务，只好将部分善后事宜，委托湘乡唐家文家舅舅、表兄和毛震公祠同房族人代为处理。后经八舅文正莹、表兄文运昌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兄毛宇居等开会决定，毛泽东家的田产和房屋，由毛震公祠代为管理，由族众推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立簿；田地选派佃户耕种，其佃金和租谷，概由掌管人收取入账，房屋也交给佃户居住并负责维修；毛泽东家的一切开支等，概由掌管人从收入中开支；家人的住房，责成佃户调节安排。

    1929年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宣布“没收”毛泽东家的“所有财产”（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厅长曾维吾颁发总字第333号《省政府训令》，1929年1月30日。），责令湘潭县地方政府执行。因其家产早已由毛震公祠公共代管，毛氏族人在地方的势力和影响较大，经内外配合和巧妙周旋，家产的归属和管理依然未变。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50年土地改革前。

    我们认真查阅了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家“义顺堂”的“清抵簿”（即账簿，下文统称“《账簿》”）。该簿共26页，前3页，记的是1924年至1927年部分支付款；末6页，写的大都是1935年查账前部分借款和佃银的重复记载；中间17页，完整地记录了1927年9月至1935年3月的收支账目。

    《账簿》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家庭经济情况的变化极具价值。首先，从《账簿》的前两部分看，毛泽东家庭用在革命方面的经费开支确实很大，如前面3页载：“润芝室洋（室，即杨开慧，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洋，即光洋，又称花边或银元——引者注）八元”，“文化书社（为毛泽东所创办——引者注）花边三百元”，“织布厂（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办——引者注）花边二百元”等，共540元，占总开支的75%以上。中间17页也有不少关于毛泽民及其夫人王淑兰、毛泽覃及其继配周文楠（又名周菊年，周陈轩之女——引者注）、毛泽建等革命活动经费的支付，如付“周母”、“周菊年”二人的费用即有29笔，谷米除外，计洋384元。其次，从整个账簿的收支情况看，总的趋势是收少支多，入不敷出。家庭的唯一收入是佃金和租谷，支出则名目繁多，如向政府交公粮和纳税，对社会各公团和公益事业交费，接待来客和人情交往及家人的日常生活费用等。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宣布没收毛泽东的家产后，族人为避免没收令真正付诸实施，每年要向地方政府和团防局官员交付不少钱粮；省、县派人来检，还要支付不少招待费和“差旅”钱，实为敲诈勒索。这样，收入有限，而支出很大，管账的族人唯一的办法，是增加佃户的佃金。可是收的佃金越多，收租就越少，甚至完全无租可收，欠债也就越来越重。

    《账簿》记载：1927年收入租谷58担多，而支出62担多，品抵亏谷4担多。到1935年3月清账时，虽“谷项无存无欠”，但“实亏洋九十八元六角伍分”。该簿末尾还记载：欠毛月迪“佃银五百二十两”，按百两银子合130个银元计算，实亏洋676元，两项合计亏洋774.65元。按当时每2.5元一担谷计算，可折谷近310担，佃户可好几年不交租谷。毛泽东家原有水田22亩，后因自家建屋和邻居买田作菜地，各占去约1亩，实为20亩，还有少量柴山、菜土，及瓦房13间半。据张庆云（其父张文峰在1941至1950年间曾是毛泽东家的佃户）回忆：“我家开始交佃银600两，后来逐渐增加到1300多两。”（张庆云回忆记录，1990年4月8日。）又据1973年春韶山区老人座谈会记录：1950年，毛泽东家除要退出的佃银外，“共欠债一千七八百两银子”（湖南省韶山区老人座谈会记录，1973年3月。）。这两项合计共欠债约3100两银子，假设仍按百两银子合130个银元计算，计洋约4030元，较1935年增加4.2倍。按当地时价每亩（包括田山屋宇）130两银子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出，也只能有2600多两银子，折洋约3380元，还差650元。这就充分证实，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虽有田土和房屋，但不仅有名无实，而且资不抵债。

    家庭经济贫困，家人生活势必窘迫。这次调查中许多老人说：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带女儿周文楠、继子周自娱、外孙毛楚雄，于1937年底回旧居居住，周自娱身体很不好，治病花钱不少，后来病逝；周文楠1940年去延安，毛楚雄1945年参加八路军，全部费用都是自负；王淑兰出去参加革命后，经常带养子毛华初等三个烈士后代回来居住，家庭费用开支不小，更加剧了毛泽东家庭经济状况的拮据。

    1938年5月，毛泽东房兄毛宇居给毛泽东写信讲到周陈轩外婆等生活困难的情形，毛泽东在5月26复信中写道：“楚雄等已寄微款，以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1937年11月毛泽东曾在一信中说，我们延安“这里仅有衣穿饭吃”，“并无薪水”。（《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11页。）在此等情形下，毛泽东还直接寄款扶助家人，可见韶山毛泽东家庭经济拮据之程度。土地改革前，佃户张文峰家大小16人，生活也有困难，只好经常帮周陈轩到屋前池塘捞鱼虾换大米度日。毛耀辉家解放前较为富裕，本人积极要求入党，他回忆说：“周外婆受尽了苦，只没沿门乞讨。”1948年底，组织上考验他，叫他去“帮困济贫”，他选择周陈轩作为救济对象，曾通过入党介绍人毛毅，“资助”她“10元”，还“送了一担谷”。（访问毛耀辉记录，2013年5月30日。）　

    1950年4月，周陈轩写信给周文楠，倾诉其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母亲给她的信。毛泽东看后心里很难过，5月12日，复信说：“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42页。）　同年7月，周文楠接母亲去了哈尔滨。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全家亲人干革命，而且不遗余力地用家庭资产支援革命，可以说，他为革命倾家荡产。

    （二）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南实施细则》。11月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三湘大地展开。

    韶山乡，当时属于湖南省湘潭县第三区，该乡共辖引凤、韶悦（今韶源）、湖堤（今韶北）、铁陂、光古（今韶光）5个村，前三村在韶山冲内，毛泽东旧居名南岸上屋场，地处引凤村土地冲。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地委（后更名为湘潭地委）和湘潭县委，对韶山的土地改革等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50年初，就派出以张孝尧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韶山乡，领导当地土地改革的先期准备工作。1950年夏，湘潭县划分为13个农村区，张孝尧任第三区区委副书记，兼驻韶山乡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他在韶山一直工作到1953年才离开。

    为了解当时土地改革的具体情况，我们重点采访了现在仍然健在的毛耀辉、汤咏梅。毛耀辉当时是第四区（棋梅乡）土地改革工作队副队长，他与张孝尧曾同在湘潭县黄龙区机关党支部，二人交往密切，因此，他知道韶山土地改革的不少内情。汤咏梅时任引凤村农民协会副主席，亲身经历和参与了韶山当年的土地改革。二人目前身体和记忆力都尚好，我们对他们进行个别访问和促成二人相互交流共18次，掌握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实和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