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春节前就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１９５８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１９５９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１９６０年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３６０００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只有１９７亿斤，却向中央报了４５０亿斤，因为多报了粮数，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王任重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就粮食问题而作的。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在大年初二作检讨。河北在１９５８年自称“创造了１８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５０００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１９５９年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宏伟目标。１９５９年更喊出“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的口号。结果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１９６０年冬，人均一天只吃４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刘子厚分三个时间段就粮食等问题作了检讨。

　　山西在１９５８年也是不断放粮食高产“卫星”。山西农业专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２万斤，说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这些都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此，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自己有过两次头脑发热。他还检讨自己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石楼县的粮食产量时报了亩产千斤，而实际只有１７０斤。陶鲁笳的检讨也没离开粮食问题。

　　吉林在当时一片高产“卫星”的浮夸声中，能较冷静地保持低调，当千斤省的报道接二连三时，吉林报道的产量只是平均亩产２３７斤；而且吉林省还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尽管如此，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还是检讨了“大跃进”时期，省委提出的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的口号，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两三年内实现吃的方面按需分配等。庐山会议后搞十几个大办，搞高指标，加上天灾，农业大量减产。可见，尽管吉林粮食情况较好，但吴德的检讨也还是没离开粮食问题。

　　广东检讨了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１６５０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在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对纠“左”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的问题……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１９５９年全国粮食产量是３４００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１２００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们还检讨说：１９６０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９０００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