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代初,国内报刊上不断刊登有关文章,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农村经济丛刊》自1982年第3辑开始,开展了当前农村雇工经营问题的讨论。国务院、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也相继组织了调查组,对雇工现象展开各种形式的调研。各省的理论工作者也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由此可见,理论界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并直接介入了对雇工问题的理论研究。当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雇工经营有无剥削以及今天的雇工经营与资本主义雇工经营有无区别等问题上。
总的来看,在私营经济萌生时期,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这种讨论基本上走出了“文革”的政治阴影,做到了心平气和、以理服人。通过讨论,确实起到了明辨是非、提高认识的积极作用。为私营经济的起步扫清了思想障碍。
雇工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简单取缔的办法”,至于个体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的原则应该是: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第二,不要走过去的老路”。“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办集体的办法,走老路,搞来搞去,又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要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其利而除其弊。针对理论界关于雇工经营的不同看法,当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也明确表态:“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不要一棍子打死”,“要调查研究,要沉住气,天塌不了”。同时反复强调:从根本上讲,要从群众的实践创造中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在办公室里是很难想出来的,要从群众中精心去发现好的经验”。
对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傻子瓜子”问题,中央领导的意见是要看一看。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针对有些人的担心,明确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邓小平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从改革的全局出发,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慎重对待和处理此类问题,最终使刚刚萌生的私营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
二、“租界风波”
就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资经济开始逐步在我国发展壮大起来。这对于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人对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历史的阴影、盲目的排外情绪挟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许多人对中央利用外资,发展外资经济的方针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有人将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设立的经济特区视同旧中国的“租界”。将引进外资,对外商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视为丧权辱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我国沿海地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相继成立经济特区。然而,就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可见,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闭关自守的思想尚未根本打破,许多人难免会对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深表疑虑,担心特区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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