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正在收集资料，着手为著名作家、编辑家萧也牧(即吴小武)写传，萧也牧的长子吴家石前不久特意给我送来了萧也牧起草的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并望立即得到您们的回信。

　　紧紧地握手！

　　七月廿二日

　　从信中“以跃进的精神”这一特定用语来判断，此信无疑写于时处“大跃进”的1958年。其时萧也牧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去了二编室副主任的职务，即将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据时任二编室主任的江晓天生前回忆，头天他到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在作协向建国10周年“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上，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第二天回到出版社说到此事，萧也牧就主动给三位作者写了这封约稿信。加盖公章发出前，抄录一份存档。吴家石给我送来的，当是那份存档的复印件。由这封信，引发了我对红色经典《红岩》诞生历程的探究。

　　先说《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篇仅一万余字的革命回忆录登载在《红旗飘飘》第六辑上。《红旗飘飘》是1957年萧也牧领着传记组的三个年轻编辑创办的一个文学丛刊，它一面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社会上掀起了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就在《红旗飘飘》编辑部安排第二辑时，收到了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写于4月11日的一封反映当地群众意见的来信，说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演讲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深受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编辑部在原先制定的选题计划中，本就有一项是拟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赵山林信中的建议，正好是为他们提供了约稿线索，可谓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就立即写信向罗广斌约稿，请他最好能在5月20日前将《中美合作所血录》稿寄达《红旗飘飘》编辑部。

　　罗广斌未能如约在5月20日前将演讲稿寄来，直至11月15日，才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他们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抽时间把前一时期向青年作报告的要点整理了出来。作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只讲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时候，大体上仍保留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

　　这篇回忆录为什么是三个人共同署名呢？事情要追溯到1949年:从解放之日起，重庆就成立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11·27”越狱脱险的地下党员罗广斌和刘德彬，先前被组织分配到那里去协助工作，参与整理烈士传略，以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参考。这期间，他们在《国民公报》上读到了一篇署名“杨祖之”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杨祖之即杨益言，与刘德彬曾是中学同学，刘德彬找到他后，就介绍他与罗广斌认识。1950年1月烈士追悼会结束后出了一份题为《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的大会特刊，其中《血染白公馆》和《火烧渣滓洞》两节，分别出自罗广斌和刘德彬之手。会刊在交《国民公报》印制时，因人手不够，刘德彬就找了杨益言来帮助校对文稿。1950年4月，刘德彬调任青年团重庆市市中区委少年委员，不久调任团市委常委、少年儿童部副部长(后任部长)，他和已任团市委统战部长的罗广斌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