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还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实在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听后反倒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等几项基本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扫兴而归。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当天，邓发即到督办府去看望他，与他寒暄。出于关心，邓发又问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况，问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请求是否都解决了。不想，盛世才恼羞成怒。他认定是邓发在捣鬼，才使他的预定目标没能实现。

　　紧接着，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的名单，恰恰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召开，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这使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群众。他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作是企图夺取新疆的政权。

　　于是，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极力削弱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重新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有意制造摩擦。

　　１９３９年５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共产党员，换的换，调的调。有几位很尽职的科长也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当副县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青年干部，也同样受到打击或撤换，使积极有为的干部不敢接近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为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约毛泽民谈话，大肆污蔑邓发，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三全大会”后不久，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盛世才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谈话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看来，“三全大会”的那口恶气，他还没有咽下去。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耐心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１９３９年５月，就在毛泽民去苏联养病之前的一天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１５个多月的工作。在毛泽民等共产党干部的大力帮助下，新疆度过了经济危机，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秩序，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转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泽民拟定出１９３９年度的预算计划和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新疆经济发展的新的三年计划。

　　盛世才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４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定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耍起挑拨离间的伎俩。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挑拨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

　　盛世才还不无得意地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

　　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毛主席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

　　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后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是有意无事生非。

　　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林彪先生路过此地去苏联养病时，告知党中央同意我入党，我很感激！我本想将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告诉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两次来见我，方林都跟在他身边，我无法开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谈一谈。”

　　盛世才还信口开河地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

　　说到这儿，盛世才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半张脸，在毛泽民耳边小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毛主席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走出督办府，毛泽民怒火中烧，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挑拨。盛世才侮辱邓发和其他同志，毛泽民感到就像侮辱了自己一样。他本想马上报告中共驻新疆代表处，一看手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１点多钟了，只好作罢。

　　不想，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毛泽东给他的四封信，保存得很好。其中三封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封是秘书代写的。

　　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还没开口，盛世才又说开了：“你看毛主席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毛主席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那些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他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请督办予以原谅！”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

　　关于新疆情形的“绝对秘密”

　　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驻新疆的主要负责人找茬儿，后是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１９３９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其中就肩负着向共产国际汇报新疆情形的重要任务。

　　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教育厅长孟一鸣和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了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疆人员的摩擦，以及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莫斯科，作为报告后的附件。

　　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在《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的结尾，毛泽民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同盟者（指盛世才）在前一时期较好，是受了汉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觉他的部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只有苏联是他的帮助者。经过苏联同意我们帮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进步，有办法，当时确是相当信用我们。

　　第二，后来同盟者为什么大变了。主要由于他的社会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军阀习气封建意识，尤其是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两大目的，自认为经过五六年和苏联的合作，现在他又用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还不能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信任，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捣他的鬼，想夺他的王位……这是同盟者改变态度最中心的地方。

　　第三，因为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广大前进青年的信任……虽然不仅不是我们的错误，而且是我们同志艰苦工作的成绩，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们这些成绩的。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矛盾。

　　第四，我们自先没有深刻了解同盟者这些严重的基本缺点，只看到第一时期同盟者对我们的信赖，于是，只是求得工作进展，解决当前的困难，老老实实的为政府工作，向着大的目标而工作，没有顾及其小节，顾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环境……引起了同盟者的怀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满。

　　第五，虽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点……但他今天在军事、财政经济均无独立的能力，在主观上，必须保全和苏联合作。在客观上，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局势，对联共和中共不好决裂，否则，与他不利，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当然，我们若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仍听将这些坏影响发展下去，对于没有更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远见的同盟者来说，走上更坏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下，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资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去做。同时，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也正这样在做。

　　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圜），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同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

　　毛泽民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是一份详细揭秘新疆军阀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高层领导关系变化始末的绝密文件。然而，欧洲的战火一触即发，新疆形势更显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微小的信息不慎走漏，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毛泽民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库其诺中国党校，由于没有可靠的递信人，他将《报告》慎密地收藏着。几天后，这封密件通过专人转交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手中。

　　毛泽民的初衷是将《报告》提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参考。他在写给任弼时的附言中谦逊地说：“报告拉杂地写了一些，因为我很少写过东西，故不能有系统地写出。兹寄上，作你的参考，请你代为写成大纲提交国际。”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转交报告时，毛泽民还特别要求任弼时，请他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重申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希望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