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一触即发，莫斯科格外关注新疆

　　１９３９年５月的一天，毛泽民告别迪化（乌鲁木齐的旧称），登上了飞往苏联的军用飞机。这一年，他４３岁。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了１５个月，由于过度劳累，加之西北寒冷的气候，长期折磨他的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痛更加严重。１９３９年初，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到苏联治病和学习。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

　　初到莫斯科时，毛泽民住在位于库其诺区的共产国际党校七部，也称中国党校。这是一座庄园式的建筑，被一片高大的白桦树林包围着，环境幽雅、静谧。毛泽民熟悉的林彪、刘亚楼、杨至成、方志纯、蔡畅、刘英、贺子珍等３０多位中国同志也在这里学习、养病。

　　战友重逢的欢笑声还未散去，毛泽民就接到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林彪去共产国际谈话，又给毛泽民带回指示：要他“随时准备去国际汇报新疆的情况”。

　　毛泽民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亲弟弟。他的公开身份是新疆盛世才政府的财政官员，从内部讲，他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到来，自然引起莫斯科的特别关注。

　　进入１９３９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浓重的战争阴云。

　　苏联高层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日本军国主义继１９３８年７月在中国东北张鼓峰地区挑起反苏武装冲突后，１９３９年５月以来，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联、蒙古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面对东西夹击的威胁，苏联曾多次主动采取行动，争取与英、法两国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但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与其合作。相反，英国同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力求实现英、德合作，把战火引向苏联。

　　在此时局下，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关注中国新疆的形势。５月２０日晚上，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部召见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和林彪，与他们一起分析中国战局的走势。季米特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行黑体字——“谈中国问题”。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３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日、德等帝国主义都一直觊觎这块战略要地。尤其是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又向西伸展到热河、察哈尔和绥远，正迅速向新疆推进，企图从远东到中亚细亚形成一道威胁苏联东南防线的弧形战略包围圈。当时，苏联出于维护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

　　１９３３年，盛世才登上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后，与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盛世才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解围，甚至不惜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由于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１９３４年初，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的对手了。

　　１９３５年，盛世才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整理财政；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选择了盛世才。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而打通国际路线，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之一。

　　１９３７年４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回到迪化。他们与盛世才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４００多人进入新疆。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利用新疆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苏联军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员、设备等有利条件，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为中共培养了近３００名包括空军、装甲兵、炮兵、汽车、无线电通信在内的军事技术人才。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使得新疆在抗战初期不仅是苏联向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主要交通要道，而且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盛世才向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政治问题上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然而，自１９３８年夏天盛世才去莫斯科返回后，他对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以及顾问和教官的亲近态度大大改变了。此前，盛世才为一点小事就要跑到苏联领事馆与总领事商量。这会儿，就连他过去最亲近的军事顾问也不愿见面。新疆形势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

　　而此时，盛世才与中共在新疆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同样产生了较大的隔阂。盛世才是莫斯科一手扶植起来的，为什么中共进入新疆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双方就闹得不可开交？怎样才能让共产国际公正、客观地接受目前新疆形势变化的现实，并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呢？

　　毛泽民不顾旅途疲劳，白天，他坚持和党校的学员们一起上课学习；晚上，就在自习室里认真思考问题，准备报告。他客观、细致地分析了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工作所取得的相对成功，１９３８年９月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全大会”）后盛世才思想变化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对新疆工作的看法和建议。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毛泽民终于完成这份近１万字的报告。

　　盛世才狭隘多疑，新疆统战出现阴云

　　中共在新疆建立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派了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工作。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疆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反帝民运、财政经济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得到相对的成功。

　　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数倍。各级区分会及学联会、工救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大为改进。反帝会的工作，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４００万人口的新疆，总的抗战募捐款达到２００多万元。

　　在财政金融工作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贪污腐败和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盛世才上台的４年间，借外债６００余万美元，滥发省票银达３６０亿两（相当于７２０万银元），使新疆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的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给以全权。

　　毛泽民用“另起炉灶”的大手笔，改革新疆旧的财政体制，将财政、经济、金融视为一体，用发展经济来开辟和培养财源。毛泽民向中共中央求援，将中共训练有素的干部充实到全疆各税收机关，整顿和加强税收。他又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即“新币”），使新疆的财政状况迅速好转，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

　　其中领导文化教育、新闻舆论、民运和财政工作的中共人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共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

　　如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就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工作，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他曾在江苏通海如泰地区参与创建红军第十四军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１９３５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参加西路军远征，后来到新疆。

　　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当时只有２３岁，是一位海外留学生。他于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奔赴延安。１９３８年２月，林基路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他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然而，“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眼中的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却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新疆的统战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在“三全大会”之前，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在修改反帝会章程时，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看病，无法征得他的同意，而在他回来后，章程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是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发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欢迎。歌集的封面上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散会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孟一鸣（徐梦秋）以申斥的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指责孟一鸣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不其然，林基路不久即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偶然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繁体字）字错写成“辩”字，校对人员又没查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中，内有督署办公厅盛世才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在讥笑他。于是，汪哮春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１９３９年２月间，毛泽民生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养病时，财政厅的档案室因取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其实，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

　　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成了盛世才的“出气筒”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燃烧起来。“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个中的缘由，还要从１９３８年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１９３８年８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要向斯大林要党票。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便沾沾自喜，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与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事情。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的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

　　盛世才听了很高兴。

　　时隔几日，盛世才又找来邓发，还是请教以上问题。

　　邓发仍旧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说：“如果见到斯大林同志，不仅要谈新疆建设的成绩，中共在新疆同志的好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