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装的是意大利《时代报》一位驻北京记者所写稿件的中文译文,稿纸上端有邓小平的亲笔批示:“送《参考消息》发表。”文章内容前一部分就是在北京外国记者圈内当时关于邓小平的种种传言和猜测,后一部分是记者根据自己采访观察的结果,列举事实说明邓小平安然无恙。根据邓小平对文章的批示,《参考消息》当年3月的某天在第一版下部用较大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目的当然是为了澄清国内外关于邓小平的谣言。这是国内其他媒体不便公开做的事,而只能由《参考消息》发挥其特殊作用。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社会思潮顿时活跃起来。社会上对民主、自由有一种看法,误以为今后可以效仿西方国家随意上街游行示威了。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弄清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胡耀邦指示《参考消息》刊登一些介绍西方国家关于群众示威游行的管理条例。因为这种材料不是日常时事新闻中就有的,《参考消息》派专人查阅了资料,组织了报道,刊登在三版显著位置,而且不止一篇。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有关法律几年前的事。
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现在人人皆知是世界级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这项工程的决策定案,也经历了近40年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兴建这项工程的争论又重新泛起。这时,胡耀邦给新华社参编部送来了一份水电部的一个代表团对埃及阿斯旺大坝的考察报告,批示在《参考消息》上刊登。很明显,这是用一种特殊方式告诉关心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要很快兴建的人们,对这么巨大的工程决策,必须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论证,而且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中。当时,参编部内有的同志认为,《参考消息》上刊登这种官式总结让人“倒胃口”,但我们还是执行了总书记的指示,在1985年5月6日《参考消息》第二版上半部刊登了它,让读者自己去理解。
以上几个事例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领导人仍然将《参考消息》作为传达某些不便用或难于用其他媒体传达的信息的特殊渠道。按照现在的观点,大概就是一种“导向”吧。只不过它是在一种特定问题上的导向,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导向。故事还有,只是这几个在我记忆中特别深刻。
中央领导人不只把《参考消息》当作传达特殊信息的工具,还经常对《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情况时的批评、建议作出内部批示,督促地方和有关部门注意这些批评、建议,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这种互动来看,《参考消息》也成为一个舆论监督的工具。
“周末版”和《参考消息专辑》的出现
与《参考消息》版面调整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出版“周末版”,这是发生在1984年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报都在力求活泼版面,而《参考消息》发行量的下滑趋势还未停止,这迫使我们不得不为它继续开动脑筋。有的报纸出版了“周末版”,我想这也是一个路子。
1984年初在社里的一次聚会上,正好我的座次和副社长冯健相邻。我试探着向他提出:《参考消息》能不能办“周末版”?他反向我问道:“你是不是想让报纸‘软’一点?”
“软”是1957年鸣放、反右时期中国新闻界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我当时设想的《参考消息》“周末版”,只是想让版面活泼一点,内容多样化一些,能够吸引读者,还没有把它概括成“软”。冯健这么一问,我便顺口回答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没想到,他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吧!”
我回到报社心里挺高兴,心想冯健办事痛快,也没有写正式报告要求批准,就直接在参编部中布置下去,调了新华社进城以来就从事参考报道工作的老编辑李抹陈专门负责“周末版”。1984年5月19日,《参考消息》第一个“周末版”就同读者见面了。
然而,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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