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在洛甫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之后,博古提议停止讨论,要国焘、纯全、何畏几个人表示态度。会议通过了博古的这一提议。纯全、何畏、张国焘即相继表态。
纯全：听过各同志发言，我认为非常正确。
这次会议又给我打了六0六的针。
我向来是自骄自大的,我以前初会着中央委员,我骂得很凶。现在我知道中央委员的行为完全与我所说的不同。我曾写信给前方及步兵三校,把我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承认了,但还不了解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认为在通南巴工作,不能说路线错误,而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这次会议揭发了,我很同意。国焘错误,军权高于一切,我是左膀。
对于蒋介石问题,宗教问题,国焘是没有答复,证明他在政治领导上是破产的。对于供给制度、政治制度上,我都认为他是破产的。我在这次斗争中表现调和是由于狭隘经验,现在也是破产了。
四方面军同志在这次斗争中是有进步的,这证明党的领导正确。
我以后对中央领导是坚决拥护的,我坚决以行动担保,并要同志大家监视我。
我反党的经过,对博古骂书生,对毛主席骂他老大官僚。我反党的原因,由于农民意识狭隘经验。
我在鄂豫皖党的斗争中,我采取中立态度。我对国焘的信任不是偶然的,在鄂豫皖斗争时,第一次是与XX作斗争,我表示不满,与中生作斗争,我曾退席。我的宗派观点就是这时发生的。我虽然反对他,但对他的错误理论是赞助与发挥的。
开始我对中央是没有怀疑的,在那次常委会上国焘是起了鼓动作用的。对于联邦政府问题,因为中央批评,我就觉得我没有错误,实际我对少数民族政策不了解。
我打三个电报给中央,我是拥护国焘的。
我对沙窝会议是积极反对的。
对武力解决中央问题,我说:中央带这么多红军不打敌人,是自己解除武装。用武力解决中央我是没有说的。
这次红军的损失要昌浩、国焘负责。
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我要负积极领导的责任。
（注：周纯全（1905—198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兼鄂豫皖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工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辽宁行署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部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何畏：中央宣布国焘路线的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
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只有诚恳接受这一错误。我坚决来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我对过去错误,我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坚决来改正错误。
（注：何畏，后叛逃。根据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会上讲话：“抗大也有一何畏的溜了。”本来到晋东南打游击的，可是溜掉了。一查是溜到西安去打游击了。可知他已叛逃。）
|
|
|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