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动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惨遭镇压。

    当此存亡之秋，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局面和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是否坚持革命？如何坚持？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根本问题。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给出了明确而又果决的回答。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八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然而，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却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做出至关重要的抉择？起义的酝酿和准备工作，又是如何在紧锣密鼓而又严丝合缝中进行的呢？

    九江谈话会，首议南昌暴动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履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13日，临时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

    面对汪精卫正在准备的反革命大屠杀，临时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和恽代英等急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 ，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中央军部也派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到部队开展工作。

    九江，江西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鸦片战争后，英国在长江中游的汉口和九江设立租界。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汉口和九江租界年初被收回。当时，林伯渠胞弟林祖烈正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九江外交专员兼九江海关监督，在他的安排下，一个关系中共日后命运的会议在这里举行。

    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五人在九江海关内一幢二层楼房里召开谈话会，史称“九江谈话会”（即“第一次九江会议”）。

    与会同志根据变化了的形势，研究如何执行中央指示，认为：政治上，汪精卫已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张发奎的态度开始右倾，已经站到汪精卫一边，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可能性不大。军事上，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分别驻樟树、临川、萍乡等地，有包围集中在南浔铁路沿线的叶挺、贺龙、周士弟等率领的革命军队，形势极为严重。再不当机立断或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

    因此，李立三等人果断决定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九江谈话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准备在南昌举行起义。

    对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提议，五位同志没有不同意见。何时行动？他们却发生了分歧。

    叶挺在1927年起义后写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的报告中，提到“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这指的是李立三等同志所表现的急躁情绪。

    李立三等同志被汪精卫的屠杀所激怒，急不可待地主张立即动手，来个痛快淋漓的反击。李立三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但聂荣臻坚决反对这样做，并说：“我临来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须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李立三说：“你是奴隶主义，胆小怕事，你要听中央委员的。”聂荣臻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个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要听中央的！”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把意见报告中央，等中央下达命令后立即行动。

    第二天，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立即上庐山，向正在这里休养的鲍罗廷汇报。与鲍罗廷同在庐山的还有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他们都入住英国人开设的仙岩饭店。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借林伯渠叔叔在仙岩饭店当厨师之便，于当晚在饭店厨房里召开会议。

    期间，瞿秋白点上蜡烛，并用厨师的围裙将窗户遮掩。在听取了李立三等人的汇报后，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表示赞同九江谈话会关于南昌起义的建议。

    瞿秋白决定，亲赴武汉，向中共中央说明起义的计划。

    小划子会议，确定军事行动

    此时，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

    其中，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十师第三十团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指挥的。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的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

    发动南昌起义，叶挺的部队是主要力量，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叶挺，中共党员。虽然有人评价他“属于共产党中的右派”。可在关键时刻，他没有半点含糊，而是立场坚定地支持暴动主张。虽然他和张发奎是同学，戎马并辔15年，但他最终还是服从己志，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张发奎。

    7月中旬，叶挺率军到达九江，将二十四师师部设在九江城东16号，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公寓（现为“叶挺二十四师指挥部旧址”）。因为是暑假期间，全师5500多官兵都驻扎在圣约翰中学及周边地区。

    这是一支声名赫赫能征善战的部队，北伐期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在部队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广东打到武汉，所向无敌，屡立战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

    面对张发奎强大的军事力量，仅仅依靠叶挺的二十四师发动起义，显然势单力薄。为了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后来谈到：会议的参加者“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做一个革命的许克祥”。

    7月23日，贺龙率第二十军从鄂东武穴地区开到九江。军部设在塔公祠（现柴桑小学内），当时此地为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所在地。该军共7500人，驻扎于附近的勃兰地教堂、大东旅社等地。北伐期间，贺龙的部队因为作战勇敢，被称为“钢军”。

    谭平山是中共派往贺龙二十军做联络工作的。贺龙一到九江，谭平山首先“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并且坦诚地将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探询贺龙：“共产党决定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起行动！”

    贺龙为人豪爽，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他说：“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并表示：“我贺龙感谢党对我的信任。” 贺龙的力挺，对于处于低潮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像好雨知时节，来得正好。

    当此之时，张发奎也根据汪精卫的意见计划在庐山开会，邀请包括贺龙和叶挺在内的九江地区国民革命军各总指挥和各军师长，既开会又避暑。时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九江的烟水亭设宴招待叶挺和贺龙，百般拉拢。

    席间，朱培德把张发奎的口信转达给叶和贺，要他们到庐山去参加军事会议，还要贺龙的二十军集中德安。朱培德只说有事商量，商量什么却守口如瓶。

    原来，汪精卫和张发奎感到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叶、贺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与叶挺和贺龙商量对策。

    对军事力量的争取和控制，双方暗中较量。

    九江古称柴桑、浔阳。传说甘棠湖中的烟水亭，为周瑜点将台，周瑜率3万水军乃从此起锚，溯江西上，孙刘联军与曹军交战于赤壁，由此奠定三国鼎立之势。

    七月的九江，正值酷暑。25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和廖乾吾五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他们租了一只小划子，装作游湖赏景。船划到湖心时，叶剑英迫不及待地说：“贺军长，汪精卫要调你和叶师长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二位兵权。”

    “怪不得他们左一个邀请右一个邀请我们上山去，还说去开会避暑，原来搞的是这个名堂，”贺龙快人快语，并坚定地说：“不去，不去，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这次，五人在小划子上的紧急磋商，是应对汪精卫阴谋的一次军事会议。叶剑英在此功不可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1951年8月贺龙回忆说，会议最后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队伍明天开，我的队伍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划子会议”。它确定了叶、贺部队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起义的主力部队顺利到达南昌和保护了军事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这次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

    让汪精卫始料未及的是，他把张发奎推到 “东征讨蒋”的前线，却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定行动计划，火速奔赴南昌

    就在瞿秋白去武汉汇报南昌起义计划之时，在浔的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商量起义的具体行动。

    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和恽代英四人，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地点没有记载。会议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

    政治方面，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

    军事方面，决定“叶、贺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求可否。”

    会上还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发表宣言，由恽代英起草“中央委员宣言”。

    对于南昌起义打国民党旗帜的问题，会议认为，是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所以，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周恩来后来说：当时那样做较有号召力，团结了更多的人。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争论”。李立三和恽代英主张，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邓中夏和谭平山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害怕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进攻和军队的内部分化。双方争论激烈，会议无法决定，只得报告中央。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俟中央定夺，在弦之箭，方将发射。

    7月25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