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张云逸在延安。

    我的父亲张云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他在1909年，17岁时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从参加反清起义、东征、北伐，到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由于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资历和声望，使他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加东征和北伐

    1925年，父亲任粤军独立旅参谋长和建国粤军旅长，先后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随后又率部平定桂系军阀刘震寰和滇军杨希闵的叛乱。两次东征和打倒反动军阀都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取得胜利的，是广州工农群众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取得胜利的。

    1926年初，广东国民政府基本统一了广东之后，父亲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参谋处长的身份随师长张发奎进驻海南岛。父亲14岁离开海南文昌的贫困家乡，34岁当了军官，荣归故里。他捐款资助母校长发小学，让村中儿童全部免费入学。他兴办妇女识字班，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称赞。

    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以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发起了以消灭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北伐军是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各一部组成，共4万余人。第四军参加北伐的部队主要是第十师、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第12师奉命从海南归建，张云逸作为该师参谋处长随军北伐。师长张发奎率两个团参战，一个团留守后方。叶挺独立团作战时多配属第12师指挥。

    当时父亲作为参谋处长，在进入战区后，根据敌情变化不断向张发奎师长献计献策，制定出符合战场实际的作战方案，从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进行。汀泗桥、贺胜桥是通往武汉的门户和军事重镇，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北洋军阀吴佩孚以数万兵力防守并亲自督战，还以大刀队砍死逃兵多人，仍无法挽救败局，遂乘火车逃亡武汉。

    在湘鄂地区的几个重大战役中，父亲积极参与军机，出谋划策，协助张发奎进行指挥，调遣部队，调整进攻计划。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父亲随师司令部到达距城墙1000米的地方指挥攻城。至10月10日，参加北伐的第四军的两个团和叶挺独立团在第八军的配合下，攻克武昌城。在四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所在的第四军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第四军“铁军”的美誉名扬天下。

    秘密加入共产党

    作为“铁军”的一名指挥员，父亲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11月在武汉，父亲经王志仁、廖乾五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父亲入党后，为了便于工作，一直未暴露身份，在北伐军中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多年后，父亲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对我们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34岁），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文革期间，在北京最繁华的西单路口出现了“打倒国民党军阀张云逸”的标语，父亲这时患病住院，他把远之和我叫到病榻前，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了解，我是1909年因向往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我便成了国民党员。随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第十次武装起义，也就是辛亥革命。1926年到1927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旅长、师参谋长，是少将军衔。在旧军队里，我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本质，军阀混战都是为了个人私利，只有共产党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的。我入党后始终忠于共产主义信仰，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从未做过违背党和人民的事，你二人要牢记，不管别有用心的人怎样污蔑我，你们都不要相信。”父亲发自肺腑的忠言，我们一直铭刻在心。

    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当局决定组建政府警卫团（即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对于由谁担任团长，各方都十分关注。中共组织提出让25师73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此职，但张发奎不同意，因卢德铭不是广东人，不能让大权旁落。中共党组织把说服张发奎的任务交给了父亲。

    父亲和张发奎既是广东陆军小学堂的同学，又都是广东人，两人长期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事。在北伐战争中作为张发奎的下级，父亲尽心尽力地协助张发奎指挥战斗，打了许多胜仗，所以两人关系不错。张发奎对父亲很信任，一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对父亲的话还是能听进去的。

    父亲对张发奎晓以利害，说卢德铭虽是四川人，但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曾任叶挺独立团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带兵是一个好手。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一位作战勇敢，有勇有谋的军事干才，正是出任警卫团团长的最佳人选。如果只因他不是广东人而不任用，容易受人以柄。经父亲一再力荐，张发奎最终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为警卫团团长。恰恰是父亲的这一番精心安排，不仅为革命队伍减少了损失，而且还壮大了力量。在白色恐怖的危难时刻，卢德铭率警卫团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南昌起义期间，卢德铭率团东进，准备参加起义，后得知起义部队已在8月3号南下，便转战湖南，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声望日益提高，他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独霸革命成功的果实。他丢弃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毫不掩饰地把昔日的盟友一脚踢开，疯狂地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革命群众。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矛盾尖锐的表现出来。掀起了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分共”、“清共”的反革命逆流。在“四一二”事变后三天，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清党事件，开始大规模逮捕并屠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这种形势下，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断然作出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决定。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时刻决定的，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周恩来同志说：“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

    那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叶挺担任着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父亲担任着第四军二十五师师参谋长；周士第任二十五师七十三团长，李硕勋担任七十三团党代表；贺龙担任二十军军长；朱德曾任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第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且多为骨干。

    掩护二十五师参加南昌起义

    七月中旬，父亲奉命率二十五师到江西九江市驻防。他隐蔽地协助二十五师的中共党组织进行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向师长李汉魂提出，乘战役空隙把二十五师拉出去打野外（野外练兵）。李同意后他便把部队带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马回岭，为起义部队的行动打掩护。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并成立前敌军委，聂荣臻任书记。周恩来命聂荣臻速去九江：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聂荣臻在长江边和父亲密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并且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武装反抗反动派的大屠杀。”聂荣臻询问了25师的情况，父亲信心十足地说：“我和周士第已经牢牢掌握了73团、75团三个营和74团机枪连。周士第是黄埔一期毕业1924年的老党员，是个有勇有谋的同志，你尽管放心，到时让他把队伍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保证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