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布衣野夫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下了这样的名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从来没有哪一次能够像抗日战争这样，有着如此广泛、如此深入的民众奋起和抗争。

　　不能不说，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动有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关系。

　　酝酿

　　1938年5月，在天津法租界，一个由多方人士参加的秘密会议，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有国民党员洪麟阁，还有无党派人士高志远、杨十三等。共产党员李楚离、王仲华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领导成员的名义参加并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在冀东发起抗日暴动！

　　能来参加这个会的人，都不是一般人物，他们都是多年从事抗日活动的各路豪杰，每个人的身后，都代表着一支抗日的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9月，中共北方局指令李运昌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发动冀热边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而这次秘密会议的召开，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派出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为那里酝酿已久的抗日大暴动，点上最后一把火！

　　秘密会议做出了发动冀东抗日暴动的决定。会议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推举高志远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而王仲华、李楚离则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分别前往指导高志远部和洪麟阁部。

　　暴动举行的时间，定在了7月16日。

　　高志远枪刺汉奸

　　冀东人民深受日寇、汉奸的压迫，怒火早已压抑不住了。

　　高志远刺杀汉奸刘佐周的事迹，早就在冀东这片土地上传为佳话。

　　高志远，又名高翔云，是滦县多余屯人，1907年出生于当地的一个富户家庭。他自幼喜好玩枪，二十来岁时，枪法已然精熟，而且双手双枪，百发百中。他家的院子里有棵大榆树，上面的鸟儿经常是他练枪的好靶子。据说他要想打下一只活鸟，这只鸟掉下来肯定不会死。

　　那个时候，由于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冀东一带局势十分混乱，地方上兴起自办民团的风气用以自保。由于高志远为人和气、仗义疏财且枪法精熟，就被推举为滦县三区民团大队长，手下约有300人。

　　1933年《塘沽协定》出笼后，王铁相部、李际春部等汉奸部队编为“保安队”。和日本人关系极为密切的刘佐周到了滦县，出任保安队总队长。

　　1935年2月，刘佐周开始实施吞并滦县民团的计划，提出由保安队派员指导各区民团训练，实则为了夺取民团实权。一向具有抗日思想并曾多次参与抗日活动的高志远，对刘佐周的这一套自然不买账，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1935年2月21日，高志远联合滦县四区、五区的民团队长陈宇寰等人，宣布在马城起义，公开与刘佐周对抗，捆绑了刘佐周派来的副队长，打垮了刘佐周的马队，然后齐集倴城，喊出“到山区参加抗日队伍”的口号。刘佐周倾重兵镇压，民团抵挡不住，马城起义失败。刘佐周追捕高志远未获，回头将高家洗劫一空。

　　1935年8月4日，高志远与朋友陈国武掌握到刘佐周的行踪，在滦县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高志远化装为厨师买菜混入车站，当刘佐周下了火车、准备换乘汽车之际，高志远一枪击毙刘佐周。高志远自己脚部受伤，在陈国武策应下逃出现场，辗转于附近村庄，在群众的掩护下潜伏养伤。

　　高志远刺杀刘佐周的行动，固然带有个人仇怨因素，然而，这种刺杀汉奸的义举，还是受到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普遍赞誉，一时成了传奇人物。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共党员、以“一二·九”学生领袖身份和高志远早有交往的王仲华，在参与策划冀东抗日暴动时，首先就想到把高志远拉进来。

　　冀东抗日暴动中，高志远率领的民团武装，是各路起义军中势力最大的一支。

　　由于八路军第四纵队的快速东进，以及冀东人民起义消息的暴露，敌人准备全力镇压。形势紧迫，情况危急，于是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提前开始了。

　　7月4日，敌人先在滦县动手，到多余屯去捉拿高志远等人，被高志远闻讯走脱。7月9日，王仲华、高志远在多余屯召集紧急会议，准备暴动。从暴动开始到8月初，高志远负责的滦县南部地区的暴动队伍共有12个总队，约2万余人。在暴动过程中，高部两次攻打滦县城，攻占5个火车站，火烧滦河铁路桥，炸毁日军油库和洋火公司，巧取汀流河伪据点，占领倴城，连续三次联合其他抗日队伍攻打乐亭，最后光复乐亭。

　　高敬之骂城

　　如果说，高志远的抗日暴动是谋划已久，那么高敬之的暴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拍案而起。

　　在冀东抗日暴动的大潮中，“高敬之骂城”的故事可谓一段佳话。

　　高敬之是卢龙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为人急公好义，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望。高敬之后来回忆说，1935年大汉奸殷汝耕搞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为自治，实际上完全是日本人说了算。就是在卢龙师范，也派去了一个叫高桥的日本人，名义上是教员，实际上是监探。这个高桥非常仇视中国人，连晚上都要以枕头为靶子，练习刺杀中国人。这场景惹怒了高校长，和高桥当面冲突起来。结果，县里的日本“顾问”得知此事，到处跟学校找茬儿，最后竟威胁经费不足，要停办学校。

　　高敬之恨透了日本人，常有豁出来和日本人干的念头。1938年7月上旬，冀东各地抗日暴动的消息传到了卢龙县，高敬之觉得时候到了。

　　村子里有个叫王殿的雇工，个子大，胆子也大，曾在外面当过两年兵，回来后没有固定职业，四处流浪。高敬之看见他，便说：“大王殿，你也是条汉子，就这么呆着？”

　　王殿反问：“高校长，您说，这年头我不呆着干什么？”

　　高敬之说：“组织人，抗日！”

　　王殿说：“您领头，我干！”

　　高敬之当即掏出半盒名片递给王殿：“用我的名义，你去拉人吧！”

　　就这样，王殿带着高敬之的名片，在附近村子挨门挨户地游说：“高校长当司令，起来抗日，你们干不干？”

　　一家伙就拉起了400多人，还拉来了好多条枪。王殿把人带到高敬之面前，还塞给他一把美国“橹子”。

　　高敬之就带着这伙人，浩浩荡荡攻打卢龙县城去了。

　　到卢龙城外举目一看，军警和保安团早就站在了城墙上，荷枪实弹准备应战。高敬之先派人把县城周围的电话线割断，然后走到城东南角外面的娘娘庙前，登上庙台，冲着城墙上的军警喊话：“弟兄们听着，咱们都是中国人，都不想当亡国奴。我们起义是为了抗日，现在我们要进城捉拿日本顾问。你们快叫‘牛犊子’出来讲话！”县长姓牛，“牛犊子”是他的绰号。

　　高敬之带着一个护兵，从东南角开始绕城，边走边冲着城上不停大骂：“‘牛犊子’是吃里扒外的汉奸，他不是黄帝的子孙，不是中国种。有种的，起来抗日，打死日本鬼，活捉‘牛犊子’。我高某人要是干过缺德事，你们就冲我开枪！” 高敬之从南门一直骂到北门，骂得口焦唇燥，实在没劲了，就躺在北门外歇着。城上的人纷纷往下给他扔仁丹、扔西瓜。

　　太阳落山，牛县长眼看形势不妙，偷偷从县城蹓走。保安团的士兵们打开了城门，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高敬之“骂”开了城门！

　　伟力传奇

　　沂蒙红嫂知多少

　　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深厚伟力，不仅仅体现于男儿拼杀在战场，中华女儿们也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巨大牺牲和杰出奉献。她们有的和男儿并肩奋战在抗日第一线，更多则在后方承担了艰苦卓绝的义务。没有她们，也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沂蒙红嫂救助伤员的故事曾在舞台上被广泛传颂，而在真实的抗日战场上，这样的沂蒙红嫂其实难以尽数。

　　八路军老战士郭伍士，1947年从部队复员后没回山西老家，而是选择留在沂蒙山区成了家。1956年，他找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后，更是举家搬到了沂水县桃棵子村，和“母亲”祖秀莲住在了一起，一直为老人养老送了终。

　　这样深厚的“母子”情谊，是用生死考验凝结下的。

　　1941年农历九月，日本侵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一天下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参谋郭伍士执行侦察任务时，在桃棵子村南挡阳山下被鬼子5颗子弹打中，倒下后又挨了几刺刀。有一颗子弹从两腮穿过，牙被打碎好几颗；肚子被刺穿，肠子露在外面。鬼子以为他死了，谁知他又苏醒过来，用军上衣扎紧肚子上的伤口，朝桃棵子村爬，爬到祖秀莲家门口时晕倒了。

　　那时，谁掩护八路军、救护八路军伤病员，叫鬼子发现后都得杀头。祖秀莲发现了晕在门口的郭伍士，根本不去想那些，赶紧把郭伍士架进屋里，抠出他嘴里沾着的碎牙、血污，一盅一盅地喂水。

　　晚上，鬼子又进了桃棵子村。祖秀莲叫上张衡军等几个游击队员，把郭伍士背到村后崖下一个洞子里藏起来。她天天躲开鬼子，到石洞里送水送饭。为了给郭伍士补养身子，她把自家的两只母鸡都杀了熬成汤，喂给郭伍士喝。

　　待了一个多月，郭伍士的伤情好转，被转移到一个八路军医院里。郭伍士在医院养好伤后，很快就回到了部队。1947年复员后，他没回山西老家，在沂南县隋家店子落了户成了家。

　　郭伍士做了一副小挑子，一头挂上烧酒、一头挂上一盆狗肉，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边卖货、一边打听救护自己的“娘”。1956年，他找到了桃棵子村，见到了祖秀莲，正式认祖秀莲为娘，和张衡军几个认了兄弟。1958年春，郭伍士一家从50多里外搬进了桃棵子村，在村里安了家。

　　1977年7月，祖秀莲去世。1984年，郭伍士也去世了。而他们的后人依然亲如一家。

　　伟力人物

　　陈嘉庚的抗战

　　抗日战争，不仅仅是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的抗战，也是全世界中国人的抗战。

　　在全民抗战的浪潮中，素有爱国传统的海外华侨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陈嘉庚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爱祖国 讲信义

　　很多人知道陈嘉庚，是因为厦门大学、集美学校。

　　1891年，陈嘉庚17岁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在父亲生意失败的情况下，白手起家打拼出了自己的实业。从1913年开始，陈嘉庚就回家乡福建集美陆续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

　　除了捐资兴建厦门大学，陈嘉庚常被人称道的还有一件事。他的父亲去世时，欠下了30多万元的债务。新加坡当时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但陈嘉庚经过一番打拼，生意稍有起色，就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全部债务。

　　这样两件事，让陈嘉庚赢得了“爱祖国”、“讲信义”的声望。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声望，让陈嘉庚在华侨界牵头援助抗战时，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南洋抗日之巨头”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嘉庚先后担任“新加坡筹赈会”和“南侨总会”主席，成为南洋华侨抗敌救亡的一面旗帜。陈嘉庚在所属企业已经收盘的情况下，自己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到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南侨总会领导，他索性住进怡和轩俱乐部，不分昼夜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筹得捐款数额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