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牺牲，黄继光也没有留下照片，只能用绘画还原这个壮烈的画面。

四川中江黄继光纪念馆，李继德老人终于兑现了六十多年前的约定。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夺回地表阵地。图为537.7高地战斗实景。

    上甘岭，方圆不过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因为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惨烈战役，这个朝鲜地名被中国人永远铭记。

    43个昼夜的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化成一米多厚的齑粉……美国人始终想不通，他们动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炮火密度，付出了两万多人伤亡的代价，为何就是没能攻下这两座山头？

    那不只是两座山头，更是中国军队的精神地标。每一抔泥土里，都浸透着中国军人的英雄血，饱含着舍生忘死的英雄气。上万名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筑起了这个无法撼动的堡垒。

    这里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叫黄继光，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危急时刻，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挺身一扑的决绝身影，震慑敌胆，化作上甘岭高耸的丰碑。

    然而，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近年来却在网络上被怀疑、被恶搞。

    黄继光的故事，其实早该被中国人熟知、铭记。我们的讲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还原英雄真正的真相。

    普通一兵

    今年4月底，一位山东老人奔波数千公里，来到了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家乡。他是黄继光的亲密战友、生死兄弟，来兑现63年前的一句承诺。

    上甘岭战役前夕，黄继光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咱们约好，如果我死了，你就给我家里写信。如果你死了，我就给你家写信，还要去家里看一看。”

    不久之后，上甘岭战役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黄继光英勇牺牲。

    英雄的生命，如流星般灿烂而短暂，直到牺牲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李继德看到黄继光牺牲时的壮烈，却在很多年里都不知道黄继光已是举国传颂的英雄。

    黄继光牺牲后不久，李继德也身负重伤，归国后退伍。他的家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一个黄河大堤下的小村子，闭塞偏远。李继德只知道黄继光是四川中江人，六十年间，他给中江县写过信，信封上写不出收信人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直到今年，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李继德才终于能够兑现当年的承诺，到黄继光的家乡看一看。

    抚摸着黄继光的雕像，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叫“黄大哥”。那是六十多年前的称呼，“他叫我‘小李子’。”老人说。

    雕像栩栩如生，李继德却不能完全认可，“像是挺像，就是雕得胖了点。我们那个时候在战场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用雪和着炒面吃，哪有那么胖。”

    在他的记忆里，黄继光个子不高，肤色有点黑，瘦瘦小小的，但身体很结实，是典型的四川人相貌。

    李继德和黄继光关系要好，一个很重要的机缘是“他是我接的新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只有16周岁的李继德跑到征兵点报名。由于年龄太小，他被部队拒绝。不甘心的李继德找到征兵干部，积极要求参军入伍。“这个兵有股子劲头，我要了。”征兵干部的一句话，让李继德成为了一名志愿军战士。为了达到参军条件，他的出生年份被提前了四年，登记为1931年。

    1951年6月，李继德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二营六连一排一班，成为该班最年轻的战士。

    部队经短暂训练后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大约一个月后，又一批新兵补充到六连。连长万福来带着李继德等几名战士，把新兵迎进了驻地。李继德接过一名新兵的背包，拉着他进了连部——一个山坡上挖出来的地窨子。这个新兵就是黄继光。

    黄继光入伍和李继德一样有些波折。因为身材矮小，他起初被征兵干部拒绝了。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又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强大精神号召，参军入伍是无数中国热血男儿最大的志向。黄继光几次三番软磨硬泡，最终部队接纳了这个中江贫苦农家的孩子。

    “接新兵”是军队里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程序，虽然当时没有条件搞什么仪式，但接新兵的老兵是新兵入伍后接触的第一个战友，两个人往往能结成好朋友。

    不过，李继德说黄继光是他“接的新兵”，多少带些玩笑成分，那时候李继德也不过才入伍一个月，还是个新兵蛋子。而且黄继光比李继德大五岁，在此后的交往中，倒是黄继光像个大哥一样时时处处关照他。

    “班里一共16个人，黄继光对我最照顾，吃饭时老是给我夹菜，说我个子大、吃得多。”老人回忆。“我们睡一个大通铺，头碰头，什么话都说，什么事都聊。”

    接新兵的短暂交流中，李继德知道了黄继光的名字和家乡。

    关于黄继光的名字，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原名“黄继广”，牺牲后的报道中被错写成“黄继光”，就此将错就错。记者在黄继光纪念馆中看到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的证书，上面登记的名字确实是“黄继广”。

    李继德回忆，黄继光的四川口音很重，自我介绍时说的是“黄继光”还是“黄继广”，他根本听不出分别，第一印象就是“黄继光”。不过，他确实在战士姓名登记中看到过“黄继广”，很多战友也都认为“黄继广”的名字才是正确的。在李继德浓重的山东口音里，“光”和“广”的发音同样难以区分。这个连的战士以四川、山东居多，且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在黄继光牺牲前，没有人纠缠他名字的具体写法。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黄继光本人基本不识字，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家信都是请人代笔。“黄继光”或是“黄继广”的姓名记录，很可能是代笔人按照自己的耳音随机写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原第45师宣传科副科长、在战报中写下黄继光名字的李明天，曾专门询问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黄妈妈回答：“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

    黄继光脑子灵，一教就会，身体素质出众，万福来非常喜欢这个在训练中表现突出的新兵。他把黄继光看做“一块好钢”，很快就让他担任了自己的通信员。

    在基层连队中，被连长挑选出来当通信员的，都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李继德说，新兵训练结束配发武器，班里仅有的两杆冲锋枪发给了他和黄继光。那是当时部队里最先进的单兵武器，只配给最出色的战士。提及此事，李继德至今仍带着几分骄傲。

    黄继光给连长当了大约一年的通信员，1952年10月，他被营参谋长张广生看上了，调到营部任参谋长通信员。李继德则被营长秦长贵相中，当上了营长的警卫员。

    通信员、警卫员其实没什么分别，都有两大任务，一是保障首长的安全，二是在战斗中传送作战命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敌军火力强大，我军电台、电话等通信手段都不能保证随时畅通，大量的作战命令，就要靠通信员穿越枪林弹雨去亲口传达。

    通信员、警卫员并不是一线战斗人员，却往往要担负九死一生的任务。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就是因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上甘岭战役前夕，师电影队到基层连队慰问，播放苏联电影《普通一兵》。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壮烈献身的故事。

    回营部的路上，李继德与黄继光交流起观后感，“我说，这个人真勇敢，是真正的英雄；黄继光说，一个人死能救那么多人，能打胜仗，要是搁着我，我也这么干！”

    黄继光真的做了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范佛里特炮击量”

    黄继光、李继德这批新兵到部队时，15军刚刚参加完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正在补充休整。那次战役在战史中的评价是“总体上是次胜利，但收尾不理想。”

    “不理想”是因为可计算的志愿军人员损失略大于美军。战役结束后，仅15军就补充了新老兵合计1.7万人。此时的15军，还被志愿军当成战略预备队，这是一个算不上主力部队的定位。

    李继德回忆，初入朝鲜时，他们除了新兵训练外，很长时间是在后方修路，或者是为前线部队运输给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倚仗着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处在休整期的15军不能上阵杀敌，休整长达9个月。将士们干着修桥补路的“工兵”和人扛马驮的“运输兵”的活儿，犹如困兽。

    15军那时还是一支年轻的部队，其前身是1947年8月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基础出自太行军区及所属分区十几支地方武装。

    九纵底子薄，成军短，在解放战争初期，很长时间只能配合主力部队“敲敲边鼓”。直到1948年，攻郑州、战淮海，九纵在中原野战军中打出了威风。淮海战役后，九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作为二野渡江先遣军，打过长江，一路挺进到福建，随后又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兵锋转向西南，横扫两广……

    三年南征北战，15军叱咤沙场，初露虎相霸气。但是当时解放军有多达57个野战军，论起军史战功，军长秦基伟也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15军只能算二等部队。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15军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1951年，15军作为第二批入朝部队，从四川泸州、内江等地千里跃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15军首战是参加第五次战役，表现出色，但远未达到38军那样令彭德怀高呼“38军万岁”的显赫。真正让他们扬名立威的战斗还要一年之后。

    1952年10月14日清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疯狂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上甘岭之战打响。在这片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产生了人类战争史上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联合国军”发动的此次攻击名为“摊牌”。

    此前，朝鲜战场上经历了难得的一段相对平静。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敌我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两军在三八线上对垒，围绕着那条看不到的纬度撕扯角力。到1951年11月以后，战线变得相对稳定，两军对峙。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一样，战场上的平静，酝酿着更惨烈的厮杀。

    “摊牌”行动瞄准的两个小山头，正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战线中部地区的最高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一东一西，相距只有150米，互为犄角，是向南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的两颗钉子。

    东面的537.7高地，由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共享”：我们占据北山，他们控制高地。西面的597.9高地，由3个小山头组成，“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形山”。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当时没人能料到，这个小村庄将因为这场战事而载入史册。

    “摊牌”行动的策划者是“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按照他的设想，上甘岭在金化以北不到3英里处，双方工事间隔只有200米。如果夺下这些山头，将迫使中朝军队后撤一千多米，改善金化以北的防线态势，从而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国际外交的主动，并在板门店谈判中取得更多的筹码。

    和此前范佛里特被否决的数次进攻计划相比，“摊牌”行动的规模并不算大。范佛里特相当乐观——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5天时间，仅美国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的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使命，付出的代价只是200人的伤亡。

    范佛里特的乐观来自手里的“王牌”——大炮。他是美军中最不吝惜炮弹的将军，逢战必先用炮，用则用到疯狂挥霍。他治下的美第八集团军，炮兵的弹药配发基数远远超过美国陆军的规定，以至于美军用他的名字造了个名词——“范佛里特炮击量”。

    “摊牌”行动一开始，范佛里特起手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炮轰。

    无数条明灭闪烁的弹道，把拂晓的夜空彻底照亮。炮弹尖利地呼啸着，爆炸声连成一片，滚雷一样持续。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仅14日当天，美军就向上甘岭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最密集时，平均每秒落弹6发。

    在坑道中承受着如此火力打击的，正是15军。

    1952年4月，15军45000人马由休整地谷山，向五圣山、西方山一线多路开进。这只在第五次战役中伤痕累累的“猛虎”已经休整了9个月，现在，舔干创伤的血痕，抖擞精神重返战场。

    在此前的志愿军总部3月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做出了他在朝鲜的最后一次排兵布阵。因为他头部长了一个瘤子，中央军委决定彭德怀立即回国治疗。

    这次作战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将战略预备队15军拉上去，接替26军的防御阵地。扼守15军西侧阵线的，就是军威赫赫的志愿军王牌38军。15军和38军一起，担负起志愿军最核心位置的战线防御。

    1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二野，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对这支部队并不熟悉。但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让彭德怀决心对其委以重任——15军是那次战役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战果大过损失的野战军之一。

    散会后，彭德怀单独留下了秦基伟。面对着墙壁上的大幅作战地图，彭德怀对肃立身边的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这次调兵遣将的非凡意义，在半年后的上甘岭战役中得以显现。

    反击

    上甘岭战役第一天，范佛里特用他的“炮击量”，把三十余万发炮弹和五百多枚重磅航弹砸到了上甘岭。15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地表工事到中午时已荡然无存。曾经植被丰茂的山头寸草未剩，山体岩石都被扒了一层皮，碎石和弹片掺杂在一起，堆积了一尺多厚。

    仅第一天，在火力规模空前的炮击和敌人的十余次冲锋中，负责上甘岭两处高地防御的15军第45师就牺牲了五百余人。

    而志愿军反击的炮火，这一天只打了三千多发炮弹，不及敌人的百分之一。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弹药储备根本没有条件与“联合国军”公平对轰，即便是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炮火密度最大时，每天的炮弹发射量也不到4万发，只相当于敌人的十分之一。根本原因，则是范佛里特的“摊牌”出乎15军的意料之外。

    守卫五圣山，易守难攻的上甘岭方向并非防御重点。尽管这里经受着整条战线上最大强度的攻击，但15军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方山，命令那里的第44师加强戒备、严阵以待。负责上甘岭防御的第45师，只是将防守高地的兵力增加到两个营。

    15军配属炮兵的注意力一直在西方山一线，来不及转换阵地。能够支援上甘岭的只有榴弹炮3门、山炮6门、野炮6门。这里的志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扛住敌人的炮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许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叙述这一天时，很多语句近乎检讨。他仍对上甘岭战役之初的“判断失误”致部队遭受惨重损失痛心不已。他坦露自己的心思：“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疑窦，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西方山的旁边就是类似一条大走廊的平康谷地，是志愿军战线上的一大软肋。彭德怀安排38军和15军共同扼守这条谷地，自有用意。

    如果范佛里特攻击上甘岭真的是在声东击西，一旦15军抽调第44师的力量，他依托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可以很快转换主攻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这一次，范佛里特“摊牌”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他想要的就是上甘岭的537.7和597.9两处高地。然而，这场事先看起来没什么难度的战斗，却在第一天就给了范佛里特当头一棒。他的“意外”比秦基伟更甚。

    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14日整天，我伤亡500余人，歼敌1900余人。“联合国军”的记载则是，主攻597.9高地的美第31团伤亡444人，攻击537.7高地的韩第32团伤亡五百余人，合计约千人。

    无论哪个数字更准确，“联合国军”第一天的伤亡就远远超过了整个“摊牌”行动的预期。更关键的是，他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只是在白天攻取了部分阵地，入夜即被志愿军悉数夺回。

    于是，“联合国军”增兵，白天攻击，志愿军夜间反击。两处高地的地表阵地在双方军队的撕咬搏杀中不断易手。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评价：“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

    作战时间、投入兵力和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摊牌”的原定计划。范佛里特为了挽回面子，只好硬着头皮不断加码，继续干下去。15军寸步不让，奉陪到底。

    原本只是一场营级规模的战斗，阵势越打越大。那两处高地的军事意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双方为之搏杀的是军队的尊严，比拼的也不再只是装备和火力，更是意志和决心。

黄继光堵枪眼时身穿的军装。

万福来。上甘岭战役中，一块弹片直接击中他的嘴部，留下了永久变形。

15军45师在黄继光牺牲处镌刻的纪念碑，上书：“中国人民志愿军马特洛索夫式二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殉国永垂不朽”。因上报材料过于简单，黄继光最初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1953年4月，志愿军总部追授黄继光“特级英雄”。

    战至18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领了两处高地的全部地面阵地，阵地上的志愿军被迫退守坑道。

    其实，能退入坑道的志愿军所剩无几。第45师逐次投入的十几个连已经基本拼光了，师长崔建功手里，已经拼凑不出一个整建制的营。

    第45师作战科长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痛哭失声：133团一、三、九连只剩16人；134团一营共剩30人，二营四连剩19人，五连无兵，七连无兵，八连11人……

    军长秦基伟叫崔建功接电话，火爆脾气的他此时却异常冷静：“15军的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国内像15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崔建功哑着嗓子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当晚，第45师拿出了最后的六个连，除留一个连做战斗机动外，其他五个连向上甘岭地区秘密集结，能突破封锁的进入坑道，不能进入坑道的就在距离战线最近的地方隐蔽。

    崔建功下了死命令，所有干部下派一级，团长到营、营长到连，抵近前沿阵地直接参战。

    第45师要拼命了，反击的时间定在了19日晚。

    第135团二营参谋长张广生，就是这一天带着他的通信员黄继光到了六连。六连是黄继光的老连队，此时，自连长万福来以下只剩16人。

    “让我去吧”

    上甘岭易守难攻，对觊觎这里的敌人如此，对力图夺回阵地的志愿军也是如此。

    夕阳刚刚垂下，仿佛敲响了大反击的洪钟。15军的炮群和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骤然轰响，地动山摇。

    597.9和537.7分别是上甘岭两处高地最高点的海拔高度，军用地图上就以此为高地标注命名。在597.9高地上，15军共构建了12处地表阵地，537.7高地上则有9个。

    这些数字至今清晰地刻在李继德的记忆里。他拿出家中的几个茶碗，哪里是阵地，哪里是营部，哪里是机炮连，都在茶几上重现了。

    李继德回忆，反击开始时，他和黄继光都在营部，距离直接交火的阵地不超过300米。照明弹、曳光弹、爆炸的火光，夜幕被撕开，阵地如同白昼。望远镜里能够清晰地看到战士们在无畏地冲锋，有人被击中，一个跟头栽倒，有人身负重伤，仍在向前爬行……

    537.7高地地形构造相对简单。参与反击的第134团六连、师属侦察连和工兵连一个排攻势凶猛。驻守在这里的韩军两个营很快崩溃。以两个连攻坚两个营的防御，堪称经典，却只是这一天大反击的序曲，重头戏正在另一侧的597.9高地浴血进行。

    第134团八连和第135团六连从两个方向发起攻击，他们遭遇的是远比韩军凶悍的美军。

    八连创造了一个奇迹。18日，他们以损失五人的轻微代价，成功突破美军炮火密集的封锁区，进入了1号坑道。炮火准备之后，基本齐装满员的八连跃出坑道，逐个夺取阵地，一路血火，势不可挡。战至凌晨，八连已经重新夺回了597.9高地最高点。

    另一个方向上的第135团六连却没有如此幸运。他们从山梁末端发起攻击，一冒头就进入了敌人的弹雨覆盖范围。第一个6号阵地，六连死战两个小时，艰难拿下，连队损失大半。

    两百多米外，营部一直注视着六连一举一动。待到攻克5号阵地后，六连已经无力再向前推进。营参谋长张广生带着通信员黄继光和一个排上来了。

    六连继续挺进，再下4号阵地，新上来的一个排又损失殆尽。

    最后的0号阵地，六连碰上了最难啃的硬茬子。三个地堡忽然喷出火舌，密集的弹雨把六连死死摁在了地上，抬不起头。

    在很多书写上甘岭战役的文学作品中，这三个地堡常被称为碉堡或暗堡。描绘黄继光堵枪眼的绘画作品，也多将其画成巨大岩石的缺口中在喷射着火舌。李继德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不准确的。

    那时的597.9高地，已经被敌我双方的炮火犁了无数遍，地表上的常备工事都已荡然无存，连一人深的交通壕都被削低了一半。敌人占据那里的时间还不到30个小时，根本不可能建起碉堡。

    李继德说，那几个地堡是用沙包搭起来的机枪掩体。在炮火准备中，除非直接命中，大炮一般拿它没什么办法。要炸掉它，就要爆破手贴至近前，直接把手雷从地堡的上部空隙或者射击孔扔进去。反击的路上，这样的地堡给志愿军造成了最大的伤亡，每拔掉一个都要付出极大代价。

    而这时的六连，算上营参谋长张广生，总共还有16个人。

    张广生通过步话机直接联系师部，将情况汇报给师长崔建功。

    崔建功急了，厉声命令：“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0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它！”

    六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退路！

    张广生和万福来碰了个头，决定将剩余的9名战士编为3个爆破小组，对三个地堡实施强行爆破。

    第一组冲上去，倒下了，第二组跟上，第三组……九名战士全部牺牲。攻击线距离地堡近在咫尺，却像一道深不可测的深渊，吞噬掉每一个进入这里的生命。

    万福来急眼了。他和指导员冯玉庆一起向张广生请战。没等张广生答应，在他们身后隐蔽的黄继光爬了过来：“参谋长，让我上吧！”

    六连通信员肖登良和吴三羊也随之挤过来主动请战。这三个战士是同一批的四川兵，军事素质出众，是执行爆破任务最合适的人选——其实也没得选了，六连只剩这三名战士。

    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临阵受命。据万福来的回忆，他当即任命黄继光为六连六班班长，肖登良和吴三羊划归六班，由他们去执行最后的爆破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