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家乡

    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满十七周岁，少年时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颠危簸荡中逝去了，结束了。他已经跨进了青年时代。

　　故乡，家庭，给予这位年轻人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所做的并非答案的回答是：

　　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

　　回首往事，不能不说故乡是美丽的，家庭也有过温暖，然而它留给瞿秋白的是自那以后二十年温馨的旧梦。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淞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

　　何以都成一梦了呢？这梦，是如何酿成的？这梦又是同那个“极难的天文学算题”相连的。只是过了五年以后，当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试图用这一思想武器来观察和研究社会人生问题的时候，才作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

　　……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廿四史”。……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矇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

　　……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

　　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

　　这一席饱含情感又富于理智的话，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对他的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家庭，以及对人生道路进行探索的总结。

　　他正是带着这一人生的“绝大的问题”，也带着这“一心苗的光焰”，告别故乡家园，告别逝去了的少年时代，开始了他冲破“万重疑网”，砸碎“心灵的监狱”的新的旅程。

　　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常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连载：《瞿秋白传》陈铁健 著　红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