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革命前辈瞿秋白同志的崇敬之心，我们来到了江苏省常州市《瞿秋白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瞿秋白烈士的高大铜像迎面而立，身穿西服，带着眼镜、手握书卷，栩栩如生。身后的墙壁上“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旁边的竖版上“为大家开一条光明的路”，两行诗文和一句话语，是瞿秋白无私奉献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挚爱道白，发自肺腑，动心又动情。即使在挨过党组织的斗，受过国民党的刑，遭受错误的排挤和迫害的逆境中，他依然心怀坦荡、意志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纪念馆有《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陈列了瞿秋白的照片、文字、实物和雕像。进入黑漆大门的故居，门上方高悬有“城西瞿氏宗祠”的白底篆书匾额 。

    漫步瞿秋白纪念馆，左手故居、右手展厅；一边是起点，一边是足迹，勾勒出秋白短暂却多彩的人生旅程。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到北京，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得益于此，3年之后21岁的他应《北京晨报》之邀，远赴俄国。

    这其后，瞿秋白见到了列宁，接触到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22年回国后投入到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理念的宣传中。随后几年，20岁出头的秋白一直担任党内要职。 

    瞿秋白出自名门望族，目睹神州山河日非，以一介书生不惜抛头洒血捐躯救国——其“命运”倒像极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最终求仁得仁，于1935年在福建省长汀县壮烈牺牲。瞿于2月23日被俘，6月18日被押至长汀县中山公园附近的罗汉岭枪决。是日瞿从宋希濂的36师囚室步行至中山公园，公园亭子里早备韭菜四碟，清酒一瓮。瞿秋白入亭就坐，独斟独饮，谈笑自若。酒酣起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言罢徐徐步出亭子。旋抵罗汉岭，见青山四围，绿茵遍地，曰：“此地甚好。”遂盘膝而坐，含笑饮弹——好俊的“江南第一燕”！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这是常州三杰之一——瞿秋白在青年时代写的两句诗。

    “江南第一燕”原是瞿秋白婚后寄给妻子王剑虹诗中的意象。诗云：“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诗歌明写新婚燕尔之余，也不忘“暗示”自己的凌云壮志。且别说整首诗能收能放，亦敛亦狂，一句“为衔春色上云梢”，声情已响彻碧空。正是豪气万丈，全都付笔端。

    故居展示了瞿秋白一家人当年生活居住的场景。简陋的桌椅床柜家具，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陈列，见证了瞿秋白的成长和这个知书达理家庭的付出。

    瞿秋白（1899—1935），武进城区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五四运动”期间，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就读的瞿秋白，带领同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为实现“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目标，1920年10月，他赴苏俄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后，他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从1923年至1928年，瞿秋白先后参加了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特别是在1927年召开的党的“五大”，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常委。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瞿秋白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决策，并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使我党从失败中找到了新的出路，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1931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遭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无情打击”，被撤消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他曾向中央要求随军出发，但未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同意。

    中央红军主力撤走后，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形势日益险恶，瞿秋白的肺病越来越严重，陈毅和项英商量决定，送他经香港去上海就医，不幸在途中被俘。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甚至要他效法叛徒顾顺章，瞿秋白愤然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甚于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敌人的劝降阴谋彻底“破产”了。

    1935年6月18日，敌人正式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的命令。此时的他正在赋绝命小诗《偶成》，写罢掷笔整衣，放声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当荷枪实弹的敌兵押着他缓步走向罗汉林刑场时，瞿秋白视死如归，沿途高唱《红军歌》和《国际歌》，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到达刑场后，瞿秋白在草地上盘膝而坐，对刽子手点头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罪恶的枪声响了，瞿秋白从容就义，年仅36岁。

    毛泽东同志曾这样高度评价瞿秋白：“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期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

    文革时，瞿秋白又被认定是叛徒，有争议的是他的《多余的话》。其实，《多余的话》是作者真诚的内心表达。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多余的话》表达了瞿秋白曲折的心路历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新华文摘》上读到了丁玲写的回忆录，里面就有关于瞿秋白和王剑虹的事，丁玲认为瞿秋白会写《多余的话》。当时，不少人认为《多余的话》是敌人伪造的。

    现在，有条件看到《多余的话》了，我认为“历史误会”一说，是不准确的。我们认识瞿秋白是从试卷上填空《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开始的，作为宣传家，瞿秋白是最早报道俄国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在《多余的话》里有一段话：“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这只是一种自谦，“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象这种严格的自我解剖，除了鲁迅，也只有瞿秋白了，“为衔春色上云梢”的豪情，为何在《多余的话》里找不到了？实际上，旧式士大夫绅士和强烈的文人气息与政治人的二元矛盾，一直贯穿瞿秋白一生，脱离政治，无法理解瞿秋白，其实，无论是文学成就、启蒙教育，还是八七会议等，也就只要一件，就足以使瞿秋白名垂青史了；当时，其他人读的马列，也不会比瞿秋白多多少，为何瞿秋白会自省？顺便说一句，瞿秋白实质上是死于党内“路线斗争”，我看过上一期旧闻，说，当时毛泽东请求博古，要带瞿秋白一起长征，博古说：瞿秋白肺病很严重了，不能走。其实，当时长征队伍里也有老人，一样能到达陕北，而留下来的人，除了陈毅、项英等有军事斗争经验的人能活着，其他人大都遭难了，而且，就陈毅也差一点被敌人抓去，不然，怎么会有：“断头今日意如何？”的诗句。
    当你经常了解一点被揭密的党史资料后，就会理解《多余的话》的作者内心的痛苦，就会理解：“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杰出“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接着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瞿秋白是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就义的，他在《多余的话》结尾说：“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1920年，瞿秋白旅俄途径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1923年春夏之交，瞿秋白把这首歌译成汉语。此前，虽有耿济之、郑振铎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对此歌做过翻译，却因没有附曲无法传唱。

    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1923年6月的《新青年》复刊号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现在的中文《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60年代初译定稿，但其中“lnternationl”（英特那雄奈尔）一词保持音译不变首创于瞿秋白。瞿秋白从青少年起便喜好文艺，1931年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参加并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自己也有大量创作、翻译和论著。

    他与茅盾、鲁迅、夏衍等著名作家有亲密的友谊。鲁迅曾赠他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两人的杂文堪称“双壁”，瞿文似照妖镜，鲁文像解剖刀。在国民党当局搜捕下，瞿秋白有12篇杂文用非共产党人的鲁迅为笔名发表。《鲁迅杂感选集》也有瞿秋白编选并作序。有几次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夫人还躲到鲁迅家过夜。

    瞿秋白早就立志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他的译作文笔流畅。鲁迅曾赞许说：“像他那样的，我中国现在少有。”得知这位好友牺牲，鲁迅伤悼许久，并在谈到《死魂灵》的翻译时又说：“秋白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当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者为罪大恶极。”

    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惋惜地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这一评语，应该是对瞿秋白相知甚深的中肯之言。1934年秋红军长征时，瞿秋白被留下负责中央分局的宣传工作。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出版后，陈独秀认为过激，瞿秋白却为之撰写序言，并安排出单行本。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的时刻，瞿秋白的革命激情更剧烈地迸发出来。他听到李立三等人关于在南昌暴动的提议后，马上代表中央表示支持。1927年8月7日，他在汉口秘密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秋收暴动。随后，国内爆发了一百多次起义，为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瞿秋白毕竟是长期从事理论和翻译工作的书生，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的经历，没有能科学地分析各地的形势。有的城市只有七名党员，他也要他们暴动。不久，瞿秋白便被批评犯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旧庄园中召开了“六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布哈林批评两个知识分子都犯了错误——瞿秋白“左”，张国焘右。于是，此次会议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但他的领导能力较弱。历史证明，革命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力的代表，无疑应该担当先进政党的领导之责。不过知识分子又要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否则又容易出现走极端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