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年），原名瞿双（或霜、爽），号熊伯（或雄魄）。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被称之“书生领袖”。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及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背景下，把上海大学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翌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2009年，瞿秋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凄凉家世。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一座名为八桂堂的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楼二楼。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赓甫的住宅，这宅院内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楼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赓甫当时任湖北行政长官布政使。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县行政长官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她的子女中长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瞿秋白头发上生有双旋，父母为其取名双（或同音字霜、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瞿赓甫死在湖北任上，从此瞿家的家道开始中落。瞿赓甫的遗属瓜分财产时，瞿世玮作为瞿赓甫的侄儿被迫离开八桂堂，先后租住乌衣桥、星聚堂等处，一家的生活日益窘迫。次年，5岁的瞿秋白进入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启蒙读书，次年转入当地冠英小学。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天，10岁的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现江苏省常州市高级中学）。该校校长屠元博，曾经留学于日本，是清朝末年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会员。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瞿秋白从他那里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瞿秋白在中学时代确实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母亲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江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民国4年（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先在杨氏小学教书。次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奋笔大量政论文章——传播真理。民国6年（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调外交部任职的堂兄瞿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瞿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又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罗斯文专修馆（免费入学），学习俄文。

    民国8年（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被选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6月3日参加上街演讲活动，北洋政府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178人，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号，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和中南海总统府前抗议皖系军阀将领、济南军事长官镇守使、亲日本派回奸马良杀害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及其两名爱国人士即“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8月30日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释放了瞿秋白和全部请愿代表。

    翌年初，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后成为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张嵩年又名张申府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俄）莫斯科采访，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在苏俄两年时间里，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作了大量考察、采访和写作，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数十篇通讯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他的文章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上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

    1921年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正式开学，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后为教授），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中国班是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后成为著名中国共产党人的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萧劲光等40多人，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是年5月由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共。

    次年12月，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代表中共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21日，共产国际四大会议结束，瞿秋白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瞿秋白随陈独秀于又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即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他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共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民国12年（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在此之前，瞿秋白还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这年夏，早期同盟会员、后成为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革命家、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也在是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

    第一次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起的这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前锋》创刊号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翌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7月，根据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击退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

    危急关头成为领袖——力挽狂澜。民国14年（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第四至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5月30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又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并逮捕抗议的学生和群众即“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中共著名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五卅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瞿秋白负责主编出版了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

    次年春，瞿秋白病重住院，抱病著《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又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共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中共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共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当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实际是共产国际派遣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苏联政府派遣的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广州）高等顾问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即著名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中共“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其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至4月间的中共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上图：八七会议会址）此后，他为恢复中共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但早在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及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时任翻译的留学生王明一伙捏造了“江浙同学会”事件，实是无中生有的宗派斗争冤案，也为王明形成宗派势力打下了基础。

    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即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的“失踪”。

    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提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造成11个中共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中共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操纵选举，让王明等人一步登天，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让主要权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及其同期的同学合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手中。此后一个时期内，米夫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王明在6月向忠发叛变后成为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开创文教。瞿秋白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之后，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并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运动即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并担任校长。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他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瞿秋白到苏区，就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在前任创建的基础上，着手制订新的计划。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起草了《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以后才作为文件印发执行。这年3月12日至14日，他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作了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在瞿秋白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决议案贯彻了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说明教育文化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应当切实的互相联系起来”。会议动员一切学校和文化团体，切实地宣传教育群众，帮助主管机关完成收集粮食，春耕运动和整顿与扩大赤色少年队的突击工作任务，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

    针对苏区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瞿秋白提出了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他强调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紧密配合革命战争，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机关必须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加强广大民众的参战潮流”。创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他说：“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真正赞助革命战争。”

    他要求一切教育机关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学员在学习、工作中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战争实际，提高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他说：“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关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等不良倾向，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瞿秋白的这些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方针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时，发展苏区教育，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乏师资。如何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是个重要问题。瞿秋白明确指出：“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只要是“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工作。”根据他的意见，教育部门设法从白区聘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并且在工作中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高尔基戏剧学校缺少教师，当时俘虏来的白军军官中有擅长艺术的，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就让他们当教员。学员们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劝告说：“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终于说服了学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