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苏区里的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活动，暗地里搞破坏；在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叛变现象。为了巩固苏区，各条战线都开展了“检举”运动。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瞿秋白仍然坚持：“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他说：“问题是在于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监督必须加强，阶级警觉性必须提高。”他说，关于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记住列宁的话：“没有有教育的人、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种劝告和领导性的指导，是不行的。”同样，“没‘民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的帮助和领导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他强调指出：“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反对那种脱离阶级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瞿秋白对知识分子采取比较稳妥的政策，重视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才能使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和取得很大成就。

    瞿秋白还十分注意发挥干部的带头作用。他认为，要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培养大批的教育骨干，要“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要养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要建立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基础。”当时，苏区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并且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由于充分发挥了干部的骨干作用，苏区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瞿秋白和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等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时苏区设立有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各种专科学校，还有遍布苏区各地的列宁小学、工农夜校、识字组、俱乐部等。据1934年3月，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列宁小学有3199个，学生约达10万人；补习夜校有4562个；识字组有23286个，组员仅江西省约达12万人；俱乐部有1917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93000多人。中央苏区实行义务教育，使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发展社会教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的痛苦；设立各类专门学校，为中共和苏维埃培养了许多人才。正如毛泽东所赞扬的：“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和他们的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以政治上与物资条件上一切可能的帮助。”

    瞿秋白和徐特立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下，领导苏区人民积极开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为创造“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极力倡导大众文艺——卓越贡献。在中央苏区时，瞿秋白兼管教育部所属艺术局的工作。他极力倡导大众化文艺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对苏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大众化文艺”运动的方向，制定了有关政策和制度。瞿秋白对于苏区以戏剧为中心的文艺运动，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当创办第一所戏剧学校的时候，他提议以“高尔基”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学校要附设剧团，要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平时按圩集期即赶集日到圩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材料。关于剧本的审查，他指出：“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有好的剧本产生。”这种实践第一、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使文艺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健康发展，瞿秋白为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俱乐部制订了章程和纲要。1934年4月初，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就包括了《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和《俱乐部纲要》等，详细地规定了各个组织的方针任务，从而使苏区文艺运动逐步走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轨道。

    第二、注意培养文艺骨干，建立了一支宏大的文艺队伍。瞿秋白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上什么工农戏剧运动。”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剧校除设普通班外，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建议把瑞金云集区、长汀县和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调来训练，半年毕业。他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戏剧学校学员们的成长，并在百忙中给他们授课。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出1000多名学员，编成60余个戏剧队，活跃在苏区各地，成为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艺骨干。

    第三、精心指导文艺创作，把文艺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瞿秋白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与群众紧密联系，体验各种生活。他说：“闭门造车是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他还身体力行，曾几次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苏区建设和群众生活的状况，“去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以达到对实际生活的深刻体验，并订出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亲自带着中央剧团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演出。1935年春，在瞿秋白直接领导下，中央剧团的3个分团，在江西于都小密中共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了文艺会演，演出了新创作的歌剧、舞剧、山歌、合唱、快板、活报等，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颁发了奖品。

    瞿秋白还发动和鼓励工农剧社社员进行集体创作，他说：“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可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的东西记录下来……”为了帮助大家写剧本，他把自己写的许多故事，交给剧社编导改编成剧本。他说：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要搜集故事，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特别是在语言上应该性格化。中央剧团演出创作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后，他召开了作者、导演和演员参加的会议，称赞这个话剧的成功，同时也指出了剧本中有些台词显得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太入耳的毛病。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还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他说：“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

    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搞集体创作，大大繁荣了苏区的文学、艺术。1934年5月14日《红色中华》戈丽的《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一文记叙道：“我们在这次巡回表演中，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我们开始在新的环境中，运用我们新的工作方法，模仿他，工农大众艺术的特征鲜明的标志更显著了。这次我们还在表演过程中，开始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虽然是才开步走，但在集体创作方法中我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造了8个活报，3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额。”由此可见苏区文艺创作繁荣之一斑。当时，创作了许多剧本和节目，如话剧：《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游击》、《我们的队伍来了》，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还有歌剧、儿童剧、活报剧和山歌小曲。这些创作的剧本，经瞿秋白亲自选校与编辑，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由他亲自写序，油印300多份，发到全苏区，还设法由交通线送到上海出版。

    同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第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的文章《文化战线的红五月》，李伯钊的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和弋丽的散文《春耕戏杂记》等作品。《苏维埃文化》的创刊和《号炮集》的出版，对繁荣苏区文艺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苏区文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对于丰富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的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如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著名诗人、翻译家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苏区最后文艺汇演——红灯冉冉。中共中央决定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瑞金。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原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而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亦同留在苏区陈毅的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政治理论家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中央红军主力已撤离中央苏区的秘密，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即瞿秋白留下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继续担任《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红色中华》平时在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要求、报道战斗中的英勇事迹、鼓舞红军士气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瞿秋白领导下，报纸质量有很大提高。当时，红军秘密转移，报纸掩护尤为重要。瞿秋白一旦撤离，他的领导能力、文章水平，别人很难替代。瞿秋白留下后，《红色中华》报在他精心领导下，为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报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但不报道红军行动情况。他带病坚持每周出二至三期，直到1935年1月中共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红色中华》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撤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守的中共中央分局机关从瑞金梅坑撤离至于都宽田，继续领导苏区人民牵制敌人即国民党军的主力，进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瞿秋白留在中央苏区，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任劳任怨地工作，并努力将中央苏区的文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根据国民党军占领宁都、兴国、瑞金等县城的恶劣环境，为便于行动，瞿秋白指示把工农剧社编成部队形式，分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石联星、王普青负责火星剧团；刘月华、施月娥、施英负责红旗剧团；赵品三、宋发明负责战号剧团。三个剧团按照各自划定的区域，分散到部队、农村集市中进行演出，并约定每两个月会合一次。用话剧、歌舞、山歌等节目，向群众宣传工农政府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红军、支援前线，增强了群众对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当年12月下旬，中央分局机关撤到于都县黄麟井塘村。新年将近，瞿秋白通知三个剧团到井塘村集中，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元宵节文艺汇演。为搞好这次汇演，瞿秋白不仅亲自布置演出会场，还冒着大雨到山口迎接从前线赶来的各剧团演员。

    1935年2月初，经过几天的忙碌和群众的帮助，一个有顶棚的舞台搭建好了。元宵节前夜，悬挂在舞台两旁的汽灯亮起来了，松柴点燃了，元宵节文艺汇演开始了。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邓子恢等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同近万名群众前来观看演出。尽管山雨霏霏、寒意浓浓，但演员和观众心中却像燃烧着一团火。

    “红旗”“战号”“火星”三个剧团在热烈的气氛中，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有话剧、舞剧，还有小提琴独奏、口琴独奏和乐器合奏等。汇演持续了几个小时，观众的情绪非常激动、高涨。演出结束时，瞿秋白对演出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并对优秀节目评了奖。“火星”获第一，“红旗”获第二，“战号”获第三。

    这次演出是在中央苏区特别困难的形势下举行的，它对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充分表现了革命者革命的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当年曾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主持设计了中国工农红军军服；又主持成立了红军“八一剧社”（右图：苏区戏剧社），并任过苏区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社长，为苏区话剧运动的开拓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赵品三。此后，成为高层领导。多才多艺的他在1962年深情地追忆这次汇演时，写下一首诗：

    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叹妙才。
    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
    元宵结采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肠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于都情景宛如新。
   
    这次汇演结束后，中共中央分局召开了突围动员大会。项英、陈毅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留守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当月10日，瞿秋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一起，由一个红军排护送，从井塘村出发，经过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突围。突围中，何叔衡牺牲，瞿秋白不幸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元宵节井塘文艺汇演”成为瞿秋白生命中最后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这将永远铭刻在中华苏维埃的红色历史之中。

    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傲霜雄魂。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3月9日，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编造经历，以求脱身。即入狱时瞿秋白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国民党保安团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虽被严刑逼供，并未暴露身份。4月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背面盖着一个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说明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不久，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这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过的40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的火眼金睛。鲁迅从密信剖析得知瞿秋白被俘，尚未暴露身份，就与弟周建人和瞿秋白妻子杨之华想方设法托人营救。

    可是，4月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被捕后供出了瞿秋白。4月25日左右，瞿秋白被解离上杭，5月9日被解到长汀，囚禁在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部，被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指认下，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当时郑大鹏指着瞿秋白，向国民党军法处长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瞿秋白身份被识破，国民党报纸刊登了中共魁首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使鲁迅的营救计划成了泡影。瞿秋白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忠贞不屈。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并严厉苛刻的解剖自己。在被押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数次令人和派要员，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均无功而返。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就下令就地枪决。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人竟以《多余的话》将瞿秋白定为叛徒，1980年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坐在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再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则挥笔写：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瞿秋白正写此绝命诗时，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房内，出示了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很镇定地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随即跟廖祥光来到隔壁的长汀中山公园。

    一位临场记者如实报道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上图）———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缓步走出中山公园，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2华里多即1公里余。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2华里，就是20米也无法走，恐怕是要被人拖行的。而瞿秋白神色不变，缓缓而行。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打破沉寂之空间。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临刑前，他对监刑官说：“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刑者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作为生理人的瞿秋白从此远去了，然而瞿秋白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影响，却是挥之不去的。

    回顾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副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罗亦农、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而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瞿秋白在1927年11月—1928年4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1955年，中共中央将瞿秋白的骨灰迁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尤其值得提及是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留下6个“第一”：他是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是中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丰采的第一人；是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e）”就是根据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即1923年瞿秋白作《赤潮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创办了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是主办人，也是主要撰稿人；是系统地给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

    著述译作精湛广博——一代文豪。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主要作品有《赤都心史》、《俄乡纪程》、《多余的话》和译作《高尔基创作选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等。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

    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秋白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秋白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

    瞿秋白的文学影响，还有其20纪20年代初接触世界语，赞成世界语的理想，并积极宣传和提倡。他在创造拉丁化新文字时吸收了世界语的优点，在拟订字母方案时采取了世界语字母作为标准。他在《新中国文字母表》一文中说：“新中国文的字母采取世界语字母做大致的标准，而加以相当的变更。这使得中国接受外国文的字眼来的格外方便。读音和写法都可以和世界语差不多相同，所以新中国文也可以叫做Esperanto化的中国文。”

    另外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曾合作制订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在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那时，由于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瞿秋白作品欣赏:

    江南第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红梅阁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古拙，烟湿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咏菊
    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泪痕。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瞿秋白遗书节选: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狱中题照）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上图：瞿秋白故居纪念馆）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1935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