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在县委挂职，给自己规定了“约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二是小车不坐，送礼不要，私事不办；三是留下请客不到，下乡吃饭按规定付钱。他担任常委至今20余年来，一直一丝不苟地照章办事，从没有过半点含糊。

                                         四

    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是杨润身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根基所在。可以说，自从走上文学这条路，他就一直遵循着党的“二为”方向，坚定而踏实地长期深入到群众火热的生活之中。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故乡平山这块他所热爱所熟悉的土地上，与农民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吃住，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品味苦乐。他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想方设法地帮助群众致富。他熟悉身边的人和事，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酸甜苦辣。正是如此，他同群众结下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使自己“处处感受到父母之爱，乡亲之情。雨中，送我一把雨伞；雪中，把我拉进暖屋；病中，为我煎好草药；遇险，帮我脱险……”从而，使他获得了不竭的生命活力和不尽的创作源泉。他在总结自己多年创作体验时说：“作家把群众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写出人民的苦与乐，是对自己的安慰，是一种幸福。我如今虽然年已80，今后只要能动，就要到人民中间去。”当谈到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他说：“文学离开生活，离开现实，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文学脱离了人民，人民就会远离文学。”

    杨润身在故乡深入生活的生动鲜活的切身实践，对他的上述体验和见解，作了最好的诠释。杨润身不是以作家身份而是以人民公仆身份深入生活的。农民发生争水纠纷他跑去帮助，为双方立下“和解书”；青年人自由恋爱受到家长不合理干预，他前往苦口婆心地做通思想工作，成全了美满婚姻；路上遇到突然病倒的农民，他立即将病人送到医院；他乘坐长途汽车，主动给抱孩子的妇女让座。有一次，一伙山民因为争水双方动起了铁锹和锄头，路人畏避不前，他扔下自行车，勇敢地站到人群中间，双手撑住了瞬间即可砸向那人脑袋的锹柄，厉声加以制止，平息了事态，并且圆满解决了争端。去年寒冬腊月，他在县城农贸市场看到一位脸色苍白、眼睛红肿的卖肉的小姑娘，了解到因家境拮据而失学时，他立即找到县教育局，为其免掉了学费，重新回到了学校。1978年冬天，他在东回舍镇蹲点蹲了两个月后，有一天晚上，九庄一个老党员找到他，眼含泪水，向他诉说了时任支书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情况，并且气愤地说：“老杨，大伙让我叫你到九庄去看一看，被枪毙的地主‘疙瘩’又活了！”向来以反映农民苦乐为己任的杨润身，立即奔赴九庄，吃住在老乡家里，倾听农民的诉说和呼声，详细了解、掌握了“土皇帝”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的材料，把农民的忧虑、悲愤、愿望带到县委，终于将活了的“地主”拿掉。而且他以此事为背景，用亲历的体验和独到的感悟，很快写出了长篇小说《九庄奇闻》。有一天，柴庄村的农民看见他，对他说：“一切向钱看的风头儿、势头儿叫人受不了哩！你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