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干部的称号,他领导的柴村剧团被树为晋察冀边区乡村的文艺旗帜。
或许由于杨润身自幼出身贫寒,很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队伍的缘故,他很快便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性情刚毅、爱党爱民、廉洁奉公的优秀文艺战士,因而他几十年来能够身处逆境而不馁、遇到成功而不骄,总是满怀激情,永远向前。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对他的评价:“杨润身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甜大苦。”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坚信党,坚信人民,紧握手中笔,孜孜不倦地为人民而写作,一直健步走到今天,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历久不衰的丽篇佳作,成为倍受人民喜爱和拥戴的作家。
二
杨润身有个比方,他说:“人生总有一面镜子摆在面前,进行着一次次的考验。”在镜子面前,杨老身子正,心里安。抗日时期经受住了生死考验;“文革”是对美丑、真伪的检验,他没有屈服,挺直了腰杆;在今天物欲横流、金钱厚禄面前,他一尘不染,像青松一样傲然挺立。他为什么有如此坚定的立场、坚强的信念?杨老说得好:因为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离开人民,所以是是非非、真假美丑看得清。在“文革”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危急关头,在粉碎“四人帮”得到“解放”、手握不住笔、写不成字的极度痛苦的当口,他想到抗战时期同自己一起战斗流血牺牲的战友,想到故乡千万个情同手足的父老乡亲……于是,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在1978年底毅然决然离开舒适安逸的天津,自愿来到故乡农民的艰苦生活中,回到“生身养命”的故乡土地上——挂职任平山县委常委,长期在农村深入生活和写作。
三
“在事业上往上比,在待遇上往下看”,这是杨老一贯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对个人名利,他看得非常淡漠,甚至使别人难以思议,他说:“人民的作家就是要为人民着想,如果你做出了成绩,人民给你荣誉,你可以要,但万万不可为追逐个人名利向人民伸手……”按照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理所当然地评为一级作家的职称,而他坚决拒绝了,他真诚而谦虚地说:“甭说同全国的大作家比,同咱们天津的孙犁、梁斌比,我不如人家,你们评上我一级,我心里不安生。”在某些人想方设法追逐个人名利的今天,杨老的这种思想境界是何等高尚、何等难能可贵,他的心田又是何等美丽啊!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杨老主动地把《白毛女》和《探亲记》的奖金和稿酬近两万元,分别还给了国家和交了党费。
多年以来,杨老的住房相当俭朴,在天津一直住在一所工人聚居的普通的旧楼里,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市里领导几次到他家,要给他调换一套好房子,作为一位文学成就卓著、年迈多病的“高干”作家,住一套好房子,既符合国家规定,也在人们情理之中,但杨老矢口谢绝,他十分动情而又颇为感慨地说:“我现在的住房,比一般工人、农民好多了,我住在这里,心眼里踏实。”
在故乡深入生活中,杨老更是时时处处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1997年7月一个炎炎夏日,杨老肩搭一条擦汗毛巾,头戴一顶麦秸草帽,汗流浃背地爬了两个多小时山路,口渴难忍,正好路过一片西红柿地,他向老乡要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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