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进入倒计时，窗台上的那两盆绿色植物，也像约好追赶那个日子似的，在噌噌地长。它们青葱，鲜嫩，静若处子，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修长而又紧密簇拥的叶片，翡翠般晶莹，就像一束束绿色的光，从清水卵石间洁白的根茎中射出来。早晨醒来，看见它们比昨天又长高了，长茂盛了，我总会情不自禁地问候一声：你好，水仙花。

    其实，我是在问候一个人，一个藏在远方的人。

    这个人知道我喜欢水仙花，每年都给我寄这些状如洋葱头的花种来，整整寄一麻袋。渐渐的，我的朋友们，比如每天伏案写作的张抗抗，就像生物钟似的，每到春节前差不多的日子，就会准备好精美而雅致的花盆，等着我打电话过去，告诉她花种到了。但那个藏在远方每年给我寄花种的人，却从来不留地址，都是先捎给他在北京的某个客户，再通知我派人派车去取回来。我至今不知道这一麻袋的水仙花种，是坐飞机来的，还是坐火车或近几年才有的高铁来的。

    和他偶尔见过的一面，过去34年了。记得是1981年初冬，当时我老伴李振军同志还精力旺盛，活得丰富多彩，他除去担任部队政治部领导外，还酷爱书法和花草，算个书法家吧，上上下下结识许多具有同样情趣的朋友。一天，他接到彭冲同志的夫人骆平大姐打来的电话，说彭冲同志和她共同的故乡福建漳州在中山公园举办水仙花展览，邀我们一块去看水仙花。骆平大姐老资格了，比我出生还早一年参加革命，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在风雨中奔走一生的妇联老同志，还是个老到的水仙雕刻师。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从香山坐上车直奔中山公园，按约定在水仙展厅与彭冲同志和骆大姐会面。

    骆大姐把故乡来北京举办水仙花展览的一个行家介绍给我们，说他是某某花木公司的经理，姓朱，叫朱江兴，水仙培植和雕刻远近闻名。站在面前的朱师傅，不到30岁，典型的南方中等个，唇上一溜忙得没来得及刮去的小胡须，说话闽地口音很重。我和他握手，他先在衣服上擦了擦，再慌忙伸出来，满是老茧的手又大又有力。“不敢当，不敢当。”骆大姐话未说完，朱师傅局促地说，他是个农民，地地道道的放牛娃出身，没有文化，小学都没有毕业。这是改革开放农民刚刚进城的年代，许多人羞于说自己是农民，朱师傅却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种地的，这种与土地相称的憨厚与诚实，让我感到亲切。说话间，他把我们领到一张台子前，边说边雕起水仙花来。他说，养水仙看似简单，但要把它们侍弄好，养成漂亮的盆景，在该开花的时候开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仙花生长的关键在雕工，在雕刻的力度和部位，比如你想让它往左边长，在葱头的左边雕一刀；你想让它往右边长，在葱头的右边雕一刀。不然，它们会一直往上长，最终养成一盆蒜苗，开不出几朵花不说，而且绝不会在你想让它开花的时候开。但是，雕刻又必须把握好深浅，雕深了会伤了主干，雕浅了不起作用。如此讲解和演示一番，他把刚雕过的水仙送给我们。我收下水仙，要给他钱，他像被火烫了似地慌忙推辞。说能把首长们请来观赏，是彭书记和骆大姐给他的天大的面子。我觉得不给钱不妥，怎么能占农民兄弟的便宜呢？正在推让中，骆大姐说，水仙花是朱师傅诚心要送的，钱他肯定不收。李主任不是写书法吗？笔墨都备好了，给他题幅字吧。我老伴说那好，当场为他写了副对联。他看着对联上的字，不敢评论，一个劲地说好好好。临别的时候，当着彭冲同志和骆大姐的面，他说：贺大姐喜欢水仙，我以后年年给你寄。当然，当时他就这么一说，我也就这么一听，谁会把这种即兴说的客套话当真呢？

    那年春节，我家是在满屋子飘浮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中度过的。我们住部队制式房子，装修非常简单，也没有像样的家具，朱师傅送的水仙花摆在会客室最显眼的地方，长得特别鲜亮，欣欣向荣的叶片，如同炉火纯青的水墨画家画出来的，浓淡相宜，每一片绿叶都伸展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冰清玉洁的花，一团团，一簇簇，繁盛而不拥挤，像谦谦君子，与碧绿的叶子相得益彰。家里有了这盆花，平静的生活便有了主题，有了亮色。走在路上，都感到身上飘着一股香味。

    我就是从那年开始养水仙花的。我喜欢它们的淡雅，它们的矜持，它们的不事喧哗，甘于寂寞。爱屋及乌，我当然也希望自己具有它们那样的品格，那样的高雅。之后30多年，每当春节到来前，我都要养几盆，放在窗台上、茶几上。这几乎成了一种精神寄托，一种虔诚的念想。这30多年，我们的国家和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们当年同去中山公园看水仙花展览的4个人，如今只剩下我还活在世上，也到了80岁了。

    今年再次收到朱师傅捎来的花种，我感慰莫名，唏嘘不迭，心里想，30多年过去，当年从漳州带着清纯的水仙花走进北京的朱师傅，也该岁满花甲，步入老人的行列了吧？难得他一诺千金，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年年如期给我寄水仙花种，而且每次都寄一麻袋来，而且从来不留通讯地址。你想，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30多年前随口说一句话，竟如此郑重地记在心里，如此信守自己的名誉，这是一件多么温馨动人的事！

    就因为年年给我寄水仙花，我同朱师傅有了时断时续的电话和短信联系。内容无非是：“贺大姐，花种捎来了，请去某某地方找某某领。”“朱师傅，花种收到了，请告诉我你的通讯地址。”蹊跷的是，电话或短信每每到此，他都有意无意绕开了，有时推说客户来了，下次再说，有时干脆像一条鱼，刚一冒头便沉进深海，等来年再冒出来。我明白，他还像当年那样害怕我给他付钱，或回赠他什么礼物。在他看来，自家苗圃培植的水仙花，每年给看望过他的人捎几蔸过去，表达的是他的心意，就像城里的人每年给朋友寄贺卡，只说明他依然记得对方，想着对方；如果用它们换取礼尚往来，就不厚道了。

    有时候，我们也在电话里说点别的。比如，我会问他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经营花木压力大不大？需要不需要我为他做点什么？他总是说家里好，公司也好，什么都不需要。虽然他开的是家族公司，但兄弟妹妹都听他的，没有别人家常遇到的那些糟心事。

    后来，从零零星星的消息中，我寻章摘句，基本复原了他的人生履历：朱师傅的家乡漳州市龙海县九湖镇长福村，素有种花卖花的传统，但经过我们都知道的几十年折腾，这门传统产业完全荒芜了。政府允许种花卖花后，在老父亲的带领下，他家重操旧业，五兄妹在自家的五分自留地里种起了四季橘、扶桑、三角梅、茉莉和榕树等花木。排行老三的朱师傅因性情温和，苦累无怨，又能诚实待人，便由他挑着去漳州城里卖。漳州的街街巷巷走遍了，他便壮着胆子，坐上火车，把花弄到厦门去卖，福州去卖。渐渐的，他家的花，进了上海，进了北京。进的还不只是寻常百姓家，而是亚运村和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国家圣殿。1981年来中山公园参加花展的时候，他已经像模像样地办起了名为“万兴园艺”的家庭公司。尊逐渐年老的父亲为经理，他当副经理和法人代表。他看准的事，承揽的业务，无论赚钱还是倒贴，兄妹们从无怨言。几年过去，村子里家家经营花木，原本的长福村改为由陆定一同志题名的“百花村”。在竖起巨大牌匾的同时，开满鲜花的村庄也成了漳州花木交易的集散地。但村庄兴旺了，竞争也激烈了。这时，又是他让这个面临挑战的家转危为安：那一年，他随团去东南亚考察，发现一种叫海枣的树种，很适合国内老百姓家的门前屋后栽种，还可以当美化城市的绿化树，当即买了种子回来繁殖。此举让他的家族公司异军突起，直到今天，他培植的海枣树仍然畅销不衰。朱师傅对花木的热爱，还体现在他特别能开拓花的种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市场的鲜切花配叶品种异常单调，只有满天星一枝独秀，他试着把铁树、针葵、肾蕨引入配叶种类，结果大受欢迎。更神奇的是，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村子野地里生长的一种排骨草，有用来做鲜切花配叶的前景，便一蔸蔸挖回来，在公司的苗圃里进行驯化，最终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商家的认可。1990年，他家独自出产的这个排骨草鲜切花配叶，被亚运会列为指定产品。

    许多年后，朱师傅的家族公司兴旺发达，拥有员工100多人，承租了800多亩土地辟为花木生产基地，构建塑料大棚4万平方米，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的上百家花木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产品外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作为固定资产，在他们的花木基地，还存有400亩4万多棵海枣大苗。朱师傅自己，更是获得了无数的荣誉。最风光的，是被推举为百花村的党支部书记、漳州市花卉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