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任（右一）、贺捷生（右二）、蹇先佛（左一）和她的孩子合影

贺捷生 贺龙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著名军旅作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5年从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集中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及文学创作。

　　1946年，母亲蹇先任是坐着一辆大车去围场的。

　　赶车的老大爷受命来接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想不到接到的，是个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那时的母亲面色白净，目光和蔼，娇小的身体裹在一件腰身大、口袋也大的姜黄色棉袄里，头上戴着一顶说不出哪支军队戴过的棉帽子，两只护耳翘了起来，像鸟儿展开的两扇翅膀。母亲还带着枪，是那种盒子枪，装在腰间用武装带勒紧的木匣子里。枪把上的红绸，像一团燃烧的霞光。

　　围场是口外的一个县，是大清康熙和乾隆帝们打猎的地方。当时的承德还不叫承德，而叫热河。热河其实一点都不热，特别是盛夏，凉风习习，层林叠翠，让人心醉神迷。住在北京的皇帝派来工匠雕梁画栋，在山窝窝里建起一座避暑山庄。天热的时候，皇帝带着大臣和嫔妃们骑马坐轿，逶迤而来，然后又不辞劳苦，往北走一二百里，找到一片有树林和草场的山地，用栅栏围起来，当骑马射猎之地，名曰木兰围场。

　　进入后来以围场命名的县境，母亲放眼望去，树木凋零，草叶枯黄，山石嶙峋，早已朽烂的栅栏围着的不是野兽，而是活生生的人。原来这片土地早在14年前就被日本人占领，为巩固殖民统治，他们强行围民并屯，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同时逼迫老百姓拔掉庄稼种大烟，久而久之，许多人吸烟成瘾，生产力低下，偌大的一片土地满目疮痍，十室九空，原本水草丰美的家园渐渐荒芜。这里夏短冬长，寒冷的日子里白雪皑皑，从河套刮来的风像一群群野兽，在旷野上疯狂地追逐和撕咬，发出阵阵凄厉的吼声。

　　母亲化名黄代芳下围场地方工作，那年37岁，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17岁从事地下斗争，18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20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26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29岁，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当她1941年经西伯利亚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时候，妻子的位置已被人取代，日夜思念的孩子也杳无音信。当时，大家都以为她受不了这种打击，会像有的人那样疯掉。可她非但没有疯，而且仍像一个普通战士那样站在她从前的队伍里。面对人们投来的目光，她淡然一笑，说，我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嫁给某个人的。但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于是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往血泊中走。她想，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她这条命还有什么可珍惜的？

　　母亲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而来的，许多伤员莫名其妙死亡，大家普遍怀疑其中有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轻伤员送进去被拖成了重伤员，重伤员送进去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她还去医院后面的坟场看了看，看得她心惊肉跳。当时正值寒冬，坟场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坚硬如铁，一锹铲下去火星四溅。由于墓坑挖得浅，尸体的掩埋草率从事，烈士们埋下去没几天就被野狗扒了出来，尸骨扔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

1939年，部分中国学员在莫斯科郊区共产国际党校合影。前排左起：蹇先任、王美兰（李六如夫人）、孙维世、马明方，后排左起：方志纯、林利、贺子珍、贺诚。

长征途中的老照片,前排左三左二为蹇先任贺捷生母女

　　从医院回军区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省医院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当前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的工作，否则，当激烈的战争到来之时，损失将不堪设想。

　　当母亲申请脱下军装，要求去地方工作时，人们都以为她的脑子出了毛病。她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又经过长征考验，还到苏联喝过洋墨水，这样的资历在党内军内有几个？部长亲自出面来挽留她，说，蹇大姐，战争很快就要打起来了，地方情况复杂，兵荒马乱的，你一个老同志、女同志，还是留在军区机关吧。但母亲去意已决，几句话就把部长说服了。母亲说，我要求下地方，就是因为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届时，部队的给养、大量转往后方的伤病员，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省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看到那么多伤员从战场上活着抬下来，却死在了医院，令人心痛啊！

　　这是1946年4月下旬发生的事情，当时抗战结束刚8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正陷入僵局。像母亲这种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早明白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早晚要打起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射出去。

　　围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八路军和平接收的新解放区。所谓和平接收，就是日伪军被赶走了，八路军干部带着小股部队来接管。由于没费一枪一弹，日伪培植起来的势力毫发无损，国共一旦开战，他们的枪口对准谁就很难说了。还有许多土匪藏在深山老林，常常闯下山来抢钱抢粮，闹得人心惶惶。这种种不安定因素，决定了县委的工作极其危险和复杂，这里的同志说不定哪天便会遭到杀害。

　　母亲到达围场县城克勒沟时，县长张静之和比她早几天调来的县委书记王克东，正带着县机关干部在乡村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做好打仗的准备。此外，我党正对东北采取寸土必争的策略，每天都有干部从解放区经围场向东北开拔，县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派人护送。县委书记和县长见到母亲，说，蹇大姐，你长期在延安工作，各地的干部都认识，护送干部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吧。

　　母亲自然不会推辞，在到达围场的当天，她便骑上县委为她准备的一匹叫“赛围场”的白马，踏上了迎送过往干部的征途。

　　在当年皇帝围猎的这片土地上，我37岁依然年轻漂亮的母亲，骑白马，挎双枪，不知疲倦地把党的一批批干部送往东北，她那副飒爽英姿的模样，如同一幅画，留在了围场人民的心里。几十年后说起这段岁月，她神采奕奕，依然沉浸在对战斗生活的痴迷中。她说，那些日子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但她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活得特别充实，仿佛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在绽开青枝绿叶。每当红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她在洒满金辉的原野上策马前行，风呼呼地吹动着她齐耳的短发和手枪把上的红绸，如同奔向太阳的一团火焰。

经母亲护送的那些干部，记得有宋任穷、黄火青、段苏枚，大多是她长征时的老战友、她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以及后来的学生。她晚年回忆说，每次接来和送走这些干部，都像亲人的重逢和道别，既高兴又依依不舍。想到他们去东北是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和沈阳那样的大城市，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心里畅亮极了，就像一座房子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把他们安顿在县委简易招待所住下后，围着噼噼剥剥的炭火，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然后又迎着黎明的曙光，打马上路。解放后，无论在哪个场合见面，这些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会远远地走过来，向她表达感激之情。

　　不久，东北的许多城市被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宣告开始。围场的过往干部少了，也面临着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的大兵压境。随后，军区、省委和地委陆续从热河撤到县里。

　　大战将至，县委紧急发动群众抢收秋粮，坚壁清野，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同时着力整顿县支队和区小队，纯洁健全各种武装力量。

　　农历10月的一天，黄火青同志北撤再过围场，正在孟奎区开展工作的母亲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回县里向黄火青汇报工作。就在这天晚上，孟奎区公所被一伙国民党匪徒包围，刚整顿的区小队仓促应战，顽强阻击，除少数几个人突围外，剩下的全部牺牲。第二天，母亲飞马赶回孟奎，看见头天还说说笑笑的队员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屋子里，墙上溅满鲜血，不禁痛心疾首，泪水潸然而下。

　　10月18日清晨，城子区又响起了枪声。这次因县委及时作了布置，区小队没遭受多大损失。敌人攻进区公所后，只从柴草堆里搜出一个叫邢玉清的伤员。邢玉清已经站不起来了，趴在地上大骂国民党匪徒和为他们带路的地主，后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活活地拖死。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部队占领隆化，开始向围场逼进。军区、省委和地委继续后撤，围场突然孤悬于敌人的铁蹄下。

　　这时，母亲接到省委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她迅速回分局，另行分配工作。她把电报交给身边的几个区委书记传看了一遍，语气沉重地说，敌人来势凶猛，省委这个时候调我走，你们说我去还是不去？

　　区委书记们已经知道母亲的来历，也明白省委在这个时候把她调走的用意，沉默半天。有人说蹇大姐，我们佩服你的能力，更敬重你的人品，从心里希望你能带着我们继续战斗。但你的资历那么老，又是女同志，而且孩子至今都不知道下落，我看你还是服从调令回分区。留下来多危险啊，谁知道是死是活？

　　听见这席话，母亲既感动又难过。她想，我资历老，我是个女同志，我有个不知下落的孩子，我就有权利选择离开吗？在生死面前我脚底抹油，以后还怎么见这些曾生死与共的同志？因此母亲说，同志们，我很感谢你们为我着想，但我的命并不比你们的值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调走？我黄代芳可不是那种油皮一冒就凉水一缸的人。实话说吧，我来围场，就没有想过活着回去。今天我再向你们表个态：生，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生；死，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死！

　　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分几路向围场推进。县委迅速组织力量转移财物和粮食，妥善安置行动不便的干部，果敢处置监狱里关押的汉奸和地主恶霸；然后以东、西、中三路，由县委书记、县长和我母亲分头领衔，带领群众向内蒙方向撤退。

　　母亲坐镇的中路，集中了以新拨区为主的数千老百姓，逶迤而行的队伍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忍痛放弃家园的群众扶老携幼，呼天抢地，把舍不得扔下的东西都扛在肩上。有的把花花绿绿的被子披在肩头，一层又一层的，行走极为艰难。撤退当然不能走大路，这样会被敌人追上，因此离开村镇就得上山，道路崎岖难行。

　　母亲骑着马在前后奔跑，嗓子喊哑了，身子被行走在山路上的马颠得快要散架了，心里火烧火燎的。她想，老百姓是多么无助啊，战争就像驱赶一群牲口，把他们赶来赶去，让他们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共产党革命不就是为了拯救他们吗？在这危难之时，只能尽力保护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