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东西中三路撤退大军在内蒙经朋会合。回头清点队伍，县委和区委干部只撤出来70多人，失散的群众不计其数；在仓促中转移的财物和粮食，有的被敌人抢去了，有的还搁置在敌占区，有的在大撤退途中散失了。好在县委的三个领导都安然无恙，当县委书记王克东、县长张静之和母亲的手重新握在一起的时候，日后生存的严峻和斗争的艰难，已清晰地摆在他们面前。

　　从当年收复县府大院，到如今剩下几十个干部撤退到外地，这个转变太突兀了，必须重振旗鼓，卷土重来！根据党中央“区委不离区、县委不离县”的精神，县委这时做出决定，以分区部队为依靠，集中县机关干部和武装力量，由三位主要领导带队，伺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过去的11年中，母亲经长征到延安，又经延安到苏联，如此国内国外地转了一大圈，到1946年的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她在湘西所经历的岁月，成了一个出没于敌占区的女游击队长。

　　昼伏夜出，风吹雨打，大路不走走小路，整天躲躲藏藏，这就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此后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他们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生熟不论，只要能充饥什么都吃；夜晚居无定所，碰见茅屋睡茅屋，遇上猪圈睡猪圈，有时干脆不睡，几个人背靠背地在星空下坐到天亮；子弹任何时候都上膛，与敌人遭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寒冬到来了，大雪纷飞，口外的寒冷令人心惊。母亲后来回忆说，在围场打游击的日子，什么苦与天冷的苦比起来，都算不得苦了。他们出去执行任务，风餐露宿，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那风不是吹过来的，而是像刀那样割过来，砍过来。即使躲在日伪时期围民并屯留下的废弃茅屋里，大家也得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夜晚伏击，必须相互提醒不能打盹，否则一觉睡过去，人就会被冻僵，再也醒不过来。走在路上，枪不能用手拿，只能像搂孩子那样搂在怀里；用手拿着枪，枪很快就与手冻在一起，想要掰开，得生生撕下一层皮来。

　　母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在一个小村庄，她带领游击队与傅作义部队的几个兵突然相遇，双方都愣住了，可谁也不敢开枪，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对方，各自慢慢地向后退。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说天太冷，枪桩和子弹都被冻住了，这时谁开枪谁倒霉。因为开枪必定炸膛，到时子弹没飞出去，自己先被炸死了，谁会那么傻？

　　临近年关，县委跟着分区部队向南挺进，到达邻县隆化一个叫小庙子的地方。分区政委谢明要围场的干部返回去打游击，母亲当即站出来反对。母亲说，围场现在由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的部队重兵把守，把我们几十个人，几十条破破烂烂的枪留下来打游击，不是以卵击石，让我们白白去送死吗？再说，这里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没有藏身之地，不像我们南方，村子里待不住还可以上山，我们不被敌人打死，也会被活活冻死。分区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不顾地方干部的死活？

　　分区政委听见这席话，以为母亲在他面前摆老资格，拒不执行他的命令，于是黑下脸说，黄代芳同志，你这是什么奇怪理论，难道只有南方才能打游击吗？分区另外一个负责人也跟着指责我母亲说，黄代芳同志，别以为你是老大姐，就可以目无领导，当初省委给你发电报要你走，你不走，现在让你留，你又不留，究竟是什么意思？

　　忍无可忍，母亲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以为我黄代芳怕死对吗？告诉你们，我都是死过多少回的人了，不在乎再死一次。我是不愿看到围场这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干部，和我一块去死。说得严重点，我这是对中央负责，对省委负责，对围场的未来负责。至于对我个人，你们可以说我不执行命令，说我死皮赖脸，说我什么都行。

　　母亲一次次据理力争，话说得中肯、尖锐，有胆有识，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从容不迫、敢于挺身而出的气魄。分区政委和司令员一时语塞，隐隐感到她说得有道理。事情明摆着，他们是分区的主力部队，是地方干部和武装的主心骨，如果扔下这些地方同志不管，将来给革命造成损失，这责任由谁来负？

　　后来，围场县委书记和县长证实母亲的意见就是县委的意见，这场剑拔弩张的争论才宣告结束。分区政委和司令员不得不收回决定，同意把围场的干部都带上，可他们还是给了母亲一个处分，理由是她公然顶撞领导，给他们扣扔下地方干部不管的大帽子。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20年来，第一次受到组织处分，可她心里坦然，无怨无悔，甚至觉得是对自己的奖赏。毕竟在最艰难的时候，把围场的同志都带了出来，把县里的火种保存了下来，这比什么都值啊！

　　没过几天，母亲他们跟着分区部队，安全撤到了平北老革命根据地喜峰岔村。听说我母亲来了，住在村里的冀热察辽军区刘道生司令员特地来看望她。刘司令员握着母亲的手，高兴地叫着她的真实名字说：蹇先任同志，你们坚持把县里的干部带出来，做得非常对。他们是党的宝贝啊！如果把他们留下，以他们那么微弱的力量与敌人对抗，最终肯定都会被杀害，以后我们再解放围场就连个向导都找不到了。执行中央的精神也应该机动灵活嘛，不能生搬硬套。又说，分区给你的处分应该撤销，动不动就惩罚自己的同志，乱弹琴！

　　在母亲的处分被撤销的那天，她又见到了分区政委谢明和司令员钟辉，两人亲热地向她道歉。母亲说，道什么歉，我确实顶撞了领导，你们处分我是对的，都是为了革命嘛。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

　　话说回来，母亲他们离开围场，实属无奈之举。几十年后她不无自责地对我说，当队伍上路的时候，看见围场笼罩在一片沉沉的夜色中，她心里就像刀割那么难受，如同又丢了一个孩子一般。不过她当时想：不，这不算完，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到围场来。

　　母亲说，围场这片土地，她今生今世没齿难忘、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