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车在雨中向富平县城边的陶艺村驶去。山冈上树木葱茏，烟雨迷离，如同披着一条硕大的若隐若现的纱巾。公路两边种着的油菜正在结籽，沉甸甸的，一阵阵湿漉漉的风吹过来，苍郁而沉静的枝干在轻轻摇晃。啊，童年的记忆是早没有了，被时间磨灭了，印象中大西北的那种苍凉的黄，踏地起尘的黄，也不见踪影。扑面而来的是广阔的绿，深沉的绿，浓得化不开的绿。

    两年前，回到阔别74年的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看了我不足两岁时跌跌撞撞进出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即后来的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又看了镇中心他曾读过书的立诚中学，紧接着赶去瞻仰他长眠的墓地。

    他是党内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经常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据几乎丧失殆尽，唯有他参与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其实就是往他参与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从此才有了新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那片黄土地，在路边的大树上、村落的墙壁上，到处看见张贴着历经风吹雨打的署名“主席习仲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心里想，这个习仲勋，职位如此高，威名如此响，肯定是个年岁不小的革命者。听到陕甘也受到“左”倾路线祸害，刘志丹和习仲勋正被肃反队关押，马上要人头落地，毛泽东大吃一惊，火速传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窑堡，面识这个22岁刚刚被释放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十分惊讶，说：“这么年轻！”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的从容和练达，他在政治、军事和纷繁的群众工作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才干，他对党中央各项战略决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他在战争形势下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给毛泽东带来一次次惊喜。有一次，毛泽东当面夸奖他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还有一次，毛泽东对部下评价他的工作能力，用了“炉火纯青”这个词。在遴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习仲勋从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任上奉调进京，毛泽东又对他在中宣部兼任副部长的老秘书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庄里镇，我之所以想起这位当年以年轻著称的老革命家，把瞻仰他读过书的立诚中学，拜谒他长眠的墓地，当成我预定的行程，不仅因为他多次受到毛主席赞赏，也不仅因为他就出生在离庄里镇只有25里的淡村镇中合村，还因为他曾是我父亲贺龙的老搭档，两个人在两年多的战争岁月中，互相仰慕，休戚与共，至今仍让我们惊奇和向往。虽然他比我父亲小17岁，但同样是我的父辈。

    我父亲和习仲勋第一次见面，是在关中腹地的泾阳县云阳镇。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亲率领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驻扎在富平县庄里镇，等待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当时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有关事宜。会议决定由关中选派一批兵员补充一二○师，直接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会后，关中特委一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到庄里镇来拜会即将出任一二○师师长的我父亲。我父亲对关中特委的热情周到，对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的谦逊和诚恳，印象深刻，一再对他表示感谢。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说，贺总，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们驻扎在庄里镇上的立诚中学，是我读过书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这所学校参加共青团，投身革命的。现在你们就要从这里出发去打鬼子了，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队伍，还不应该吗？

    是的，那位关中特委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是习仲勋。和毛泽东第一次见他一样，我父亲当时感到他是这般平实，这般沉稳，不禁在心里惊叹：难怪毛主席这么看重他，赏识他，年轻有为啊！从庄里镇回去后，关中特委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层层动员，精心选拔，抽调了500名优秀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长郭炳坤带队，开到庄里镇向我父亲报到。望着这支士气高涨、差不多清一色由西北汉子组成的队伍，父亲大喜过望，一个个捶着他们的肩膀说，你们的习书记真是慷慨啊，给我送来了真正的子弟兵。

    几十年后，父亲已不在人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撰文回顾那段历史时说：“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统帅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是在红二方面军总部，关向应、甘泗淇等同志当时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值得大家学习。”

    习仲勋上述有段时间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是指1947年7月到1949年10月我父亲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一个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政委，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扭转了整个西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1947年7月21日至23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做此决定，说穿了，是此后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我父亲贺龙统管后方，这样前方与后方便达成纵深一体化了。前提是，我父亲必须把他从湘鄂西带来的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由战场指挥官改为粮草官；习仲勋也要撤出战场，回到后方与我父亲同甘共苦。但在党的决议面前，我父亲和习仲勋都毫无怨言，毅然赴命，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在以后的三年头两年多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要送到。但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运用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名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也不能延误，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人员全部调来种地。特别是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雷打不动，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父亲和习仲勋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运粮。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精力投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种秋收将受到影响，而且任由“左”的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后方大乱，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正好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这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早在中央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纠正。

    1947年12月下旬，我父亲和习仲勋一起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晋绥边区的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特别提醒不能让土改过火的倾向发展下去，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会议结束时，新的一年已到来，习仲勋和我父亲兵分两路，我父亲回联防军司令部主持工作，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插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土地改革，从绥德地委开始着手纠偏。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我父亲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三天，没日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地改革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九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九天。九天下来，看到“左”的偏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1月19日，习仲勋奋笔疾书，再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工作刻不容缓。电报列举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在写这份报告时，他的心里非常痛苦。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这片土地上从事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政权，该打的土豪打过了，该分的田地和浮财分过了。抗战八年，党中央驻扎在延安，中央机关和数万部队的吃喝，都离不开群众的省吃俭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解放战争开始了，战斗部队人数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无不倾其所有。不久前他到绥德、米脂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但边区一些地方的土改却不分青红皂白，搞“查三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把许多勤俭持家的劳动者打成地主富农，如此折腾下去，这怎么得了？像富平县庄里镇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的后人，红二方面军进驻镇子后，不仅拿出了家里的钱财，而且动员全镇的人，一次就为部队筹粮数万斤。现在要“查三代”，把这些人捆起来，当成斗争对象，哪有这样的道理？因此，在电报末尾，他悲伤地写道：“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又一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并指示各解放区务必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的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实地调查研究，时间长，沉得深，专注度高，巡视面广，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论证，得出答案，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的土改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达成共识，决定在陕甘宁和晋绥边区全面展开纠偏。紧接着，习仲勋和我父亲，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然而，原本大得人心的一件事，却让一个人怀恨在心，等待秋后算账。他就是在晋绥土改中最早推行“左”的错误的康生。14年后的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谋为高岗翻案，当时他年仅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