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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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

2007-07-04 11:18:12

来源：《建设一个新世界－－西柏坡精神》

作者：夏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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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却不能不经过必需的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性抉择，照亮了历史转变中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2．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国家制度
    关于新中国的国体。1945年底毛泽东一度考虑重新采用土地革命战争时“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但这个提法的明显缺陷是不能反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西柏坡“九月会议”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1949年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宣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谈话，强调胜利后的新政权，“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这一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同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得到了系统的理论发挥。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城赶考”所准备的一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考卷，是新中国的建国总纲。毛泽东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个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它的任务，是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党的纲领很快付诸实施，并构成了后来共同纲领中有关政权部分的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已经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争取人民民主的宣言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流血牺牲的理想，开始转变成了现实。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人民共和国，意味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等社会集团组成的中国人民，开始以民主的国体与政体来管理国家了。”这是一种既同封建专制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制度，又同康有为、梁启超追求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要建立的中华民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蒋介石统治下沦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制统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国家制度。
    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按照“人民”与“敌人”这两个基本范畴去规范和分析社会政治集团的方法，依照他们各自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由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解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依据这两部分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政治表现，把前者归人敌人之列，把后者归人人民内部，这样就把国家政权的专政面大为缩小，民主面则大为扩展。这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精彩表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毛泽东的这份“进京赶考”答卷之所以经受得住长期实践检验的深刻原因。
    3.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之一。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这一统一战线达到了空前广阔的规模，并已集合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随着党的人民民主阵线的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已集合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以及台湾自治同盟等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西柏坡时期，从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由于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促进和多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元党派民主人士中绝大多数人，迅速脱离了第三条道路的影响，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间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建国的道路，从而演变为拥护人民民主主义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并以新政协即后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开始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这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革命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的诞生，正是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的结晶。由于新中国政体已经确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着重强调的是如何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乙他说：’’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但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向周恩来交代，对做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7位正副主席中，就有3名是民主人士；在56名政府委员中，有25名民主人士；在人民军事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有1名非共产党人士；在政务院5位正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占2名；在21位委员中有11名是民主人士；在政务院下属的30个部、委、署的93位正副部长级干部中也有4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的基本阵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政党制度。二方面，它不同于苏联式的一党制：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欧美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即不搞各主要政党或政党联盟的“轮流坐庄”。在这种政党制度下，各参政党并无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这种政党制度中，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在全国范围内，这种领导已不仅限于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它还包括了组织领导；这是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人民的代表一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把国号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在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的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民主党派和元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肝胆相照，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形成了西柏坡精神的又一鲜明特征。这种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宝贵的民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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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第二章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一章西柏坡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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