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执行政策严守纪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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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执行政策严守纪律的精神

2007-07-04 11:20:34

来源：《建设一个新世界－－西柏坡精神》

作者：夏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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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在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全党全军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如果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是西柏坡精神的实质和核心，那么，执行政策、严守纪律则是西柏坡精神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党的领导，关键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尤其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以后，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能不能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策，成为决定革命胜负的关键问题。因此，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在1948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写的关于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
    为了保证政策和策略得到正确地贯彻执行，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1948年2月27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针对当时执行政策中的问题，及时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他亲自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为了纠正在关于土地政策、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出现的“左”的偏向，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解放战争时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才使我们党能够自觉地及时地发现和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各种错误，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2．依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制定党的政策
    首先，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党的纲领是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同志1948年4月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党的二大以来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指引下，我党又进一步明确“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申明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第二，关于党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们党曾主动把抗日以前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日本投降后，农民迫切要求土地，党及时地将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为了推动解放区上改运动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央明确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中国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经过上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人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配合解放军作战，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说，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关于城市工作政策。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解放，中央明确规定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为了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党对城市工商业实行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坚决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党制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的政策。1948年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同年4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指出应注意：“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大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等等。6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还是以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因此，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12月，中共中央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沈阳接管工作的经验，解决了对城市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尽快恢复秩序两大难题。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如解决好恢复电力供应、稳定金融物价、收缴敌警枪支、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发放工资等问题。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应在条件具备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操之过急。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及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各阶层群众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新解放城市，对支援解放战争，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关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了建立人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8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这个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对于那些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各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在论述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在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关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共识并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关于统一战线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有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社会的基本矛盾由过去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等。这些基本政策，不仅为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党制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奠定了基础，也为现在我们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了先河。
    3．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为了保证党的政策严格得到贯彻执行，党中央要求全党：第一，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如果“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第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策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钵，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如在土改工作中，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策略。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由于这种地区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中心工作是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问的矛盾。在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不一下实行土地法，而是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在新解放区，我们也采取不同的策略，第一种是我军大量消灭了敌人，敌我力量对比起了基本变化，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在此地区，我们就开仓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因为这种地区的环境，是许可我们进行土改的。而另一种情况，即第二种情况，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我们的工作是向群众作宣传，开仓济贫，分发一部分财物，寻找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的精干的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相机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并教育群众准备敌人再来时的应付办法。因为，在这种地区，环境还不许可我们进行土改，土改工作还要有所等待。
    第三，要学习典型经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非常注重总结经验，用典型经验引导全党正确运用政策。石家庄解放后，中共中央工委就收复石家庄后城市工作的经验作了总结。其经验主要有攻城前和攻城中训令部队及民兵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建筑物；召集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成立临时参议会，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复工，保证工人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并分发实物等等。中共中央将收复石家庄后城市工作的经验印发全党，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讨论，并要求以中央工委总结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办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河北省平山县是老解放区，他们土改的经验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支部会议的方式，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毛泽东同志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由于党中央善于总结经验，运用典型经验引导全党正确执行政策，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了。第四，贯彻执行政策要依靠群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只有群众理解了党的政策，群众心齐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针对在土地改革中有人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毛泽东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从而纠正了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出现的尾巴主义错误。
第五，必须纠正“左”的倾向。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对土地政策、城市、工商业、整党等方面出现的“左”的倾向及时发现并马上给予纠正。为了纠正“左”的倾向，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对待地主富农应有所区别；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对待大中小地主和地主中的恶霸也应有所区别；必须严禁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等等。
    1948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粥时同志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讲话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讲话中具体他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阐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的重要性；指明对知识分子应采取正确的政策，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并宣布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使用肉刑的。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转发全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人正轨起了巨大作用。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的《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也经毛泽东同志批示转发各地。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土改和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非常有预见地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之正确贯彻执行，使全党有了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指导，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不断整顿党的队伍
    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能不能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能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关键在党，在于党的各级组织的状况，在于党领导下的军队有没有旺盛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党认为，不断整顿党的队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1．整党整军，提高战斗力
    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以及广大干部和党员，受到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但是，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卖国的面目在抗日战争中已暴露无遗，人民群众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热爱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具有270万党员的大党。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些地主、富农、流氓分子混入党内，他们在农村中把持了某些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大权，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就在党的面前提出了整顿党的队伍的迫切任务。为了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上，并领导他们解决土地问题，支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认真讨论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问题，并规定了整党的步骤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征求群众对党组织及其各个成员的意见。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对犯有错误但可以教育的党员，则采取教育的方针。通过整党，整顿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坏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党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巩固，改善了农村党与群众的关系，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关于整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为适应土地制度改革和革命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发扬人民军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各大军区、各野战军从1947年到1948年夏先后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整军运动纯洁了内部，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全军在作战间隙中进行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上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大大加强了全军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成为解放战士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发扬了。正是新式整军运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敌于天下，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2．训练干部，提高管理水平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新解放区不断出现，特别是一座座大中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需要大批的干部。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训练干部首先是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水平。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1948年7月，中共中央在华北创办了高级党校，刘少奇同志兼任校长。中共中央创办的另一所培训干部的学校马列主义学院，于1948年11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口开学。刘少奇同志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了话，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意义：“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
    其次，为解决干部不足问题，党中央提出了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担负工作队的任务。党要求干部，要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党准备了大批具有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水平、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正是这些干部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扬光大西柏坡精神，把革命种子传遍四面八方，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3．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顺利实现，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特别重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由于过去长期游击战争的特点，各根据地、游击区经常遭受敌人的分割，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敌情、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党曾经采取高度发挥地方自治的方针，这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各解放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连成一片，军队和战争的正规程度也大大提高，许多部队到外线作战，需要集中优势兵力打阵地战、攻坚战，要进攻大城市，要打歼灭战，而且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根据形势的需要，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面临着搞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复杂艰巨的任务，也要求党集中统一领导。
    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是加强党的集中领导的一项重要措施。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1948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的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改、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办法。报告文字每次1000字左右，写发报告的日期为单月上旬。中央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也向中央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其内容包括军队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政治工作、军民关系、敌我双方装备与士气等等。中央强调，之所以规定这项制度，是因为党的七大以后，一些党的负责同志认识不到事先或事后向中央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性，以致中央不明了或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活动和政策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使革命事业受损失的事情。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在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改正这种不良习惯，实现报告制度是极为必要的。
    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健全了党委制。1948年9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针对有些党的领导机关中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要求各级党委健全党委制和实行集体领导。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要求各级党委以及军区、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均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由党委进行充分的讨论，作出明确的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决定还规定，高级领导机关的各部委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党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同志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指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党委各委员之间把彼此知道的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开会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在讨论决定问题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在党的历史上，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是坚持集体统一领导的最好时期。由于全党坚持统一领导，全党空前团结，战斗力空前强大，加快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和发扬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建新中国，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1．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加强纪律性
    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有严格的纪律，能够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能够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能够保证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出现在全党和全军面前的，已经不再是狭小的、被分割的和相对独立的农村地域，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和全国范围的乡村，加强全党的统一的铁的纪律，因而也就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了。早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已指出，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为了使伟大祖国早一天由黑暗转入光明，为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政府，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坚决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的同一天，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表明了我党我军对于纪律的高度重视。
    应该看到，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允许各地方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西柏坡时期，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或即将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为了保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必须维护党的纪律，迅速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在解放第一座工业重镇石家庄前，指挥这次战役的朱德同志在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具体规定民兵不入城、野战军不住城。此外，中央军委还批转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一切入城的干部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不准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工作作风。
    针对当时不少地方出现的乱打乱杀以及一些地方党和军队的某些领导机关不经中央同意擅自规定明显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倾向，以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事前不请示和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毛泽东1948年4月在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经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并指出所有这些制定及执行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和违背中央文件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针对有些地方存在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948年，在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肃告诫全党：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全党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把一切应当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中。1948年11月，党中央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作出的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等六条规定，实际上也是党中央向全党提出反对骄做自满、贪图享受、不求进取、防止腐化堕落所提出的纪律要求。
    2．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加强纪律性的指示，并对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批评教育，限期予以纠正。我军在攻克高家堡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发生了破坏纪律的事件。对此，党中央及时给予批评：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1948年4月，中央在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中，就该兵团事前不请示、违反党的政策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与一般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指出这种作法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必办一项规定的，并限期予以纠正。
    建立报告制度后，林彪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6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批评指出，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党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毛泽东同志批评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一种无纪律思想。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在当月22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指出，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在中国革命历史性大决战的前夜，党中央对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批评教育，使党内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得到纠正，无疑是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3．在全党进行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
    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增强全党的纪律意识，是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基础。在进行战略决战之际，全党进行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1948年6月1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党重印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并写了前言。前言指出，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要坚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并继续胜利，乃至达到全国规模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学习列宁这一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及党的文件。此后，中央又接连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和《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严厉地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所表现出的严重的地方主义、自由主义倾向，要求他们向中央作出认真的检讨，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重印的列宁的著作和党的指示下发后，各大区都先后召开了党委会或前委扩大会议，从上而下地进行了逐级的整顿，从大区、纵队司令、政委和各部门做起，检查了个人和党委执行纪律的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提高了认识，增强了组织纪律性。
    4．全党全军严格遵守纪律
    由于全党全军进行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全党全军克服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在遵守纪律方面，党中央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在平山县，朱德同志一次外出，打中一只鸭子，原以为是只野鸭，走近一看原来是家鸭。朱德同志马上拿出钱赔偿。全国土地会议在一条山沟里召开。由于当时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大部分同志骑马而来，开会时随手把马拴在树上。那时，人多马也多，照顾不过来，拴在树上的马把树皮给啃了。会议结束后，由于战事紧张，工作繁忙，代表们急着赶路，没有留意。乡亲们觉得树少块皮没啥，再说又是自己队伍的马啃的，也没在意。刘少奇同志一次经过这里发现这一情况，马上指示，照价赔偿，决不能让乡亲们吃亏。在西柏坡时期，毛岸英与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结识相爱。当时，岸英已26岁，可思齐差两个月还不到结婚年龄，毛泽东同志没有同意他们马上结婚，并心平气和地劝岸英：“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遵守？”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刘伯承同志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同志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中央建立报告制度后，虽然大别山地区条件艰苦，环境严重，工作繁忙，但是邓小平同志仍严格遵守制度，按规定向中央主席作综合报告。党中央对此进行了表扬，并将邓小平同志的综合报告，转发全党，供全党阅读。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广泛征求广大指战员的意见，最后形成决议。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从一定意义上讲，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纪律的结果。
    由于全党全军严格执行纪律，革命事业迅猛向前发展，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欢声雷动，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证
    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西柏坡精神对我们的重要启示。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像革命前辈那样，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一，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有一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条国富民强的生命线，是党心民意的集中体现。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了，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把我国建成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二，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新的形势下，有的同志认为，在战争年代，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纪律是不行的。现在形势变了，搞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强调统一的纪律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首先，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江泽民同志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肩负着这样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政治上涣散是十分危险的。全党都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就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中央决定了的事情各方都要认真去办。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对那些不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的人，应该严肃纪律。其次，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而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竞争必须有规则有纪律。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大原则，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搞活经济，把经济搞上去，而绝不允许搞活纪律。无产阶级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和松动。所以，越是搞活经济，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纪律。再次，反对腐败需要加强纪律性。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反对腐败一是要加大党纪政纪宣传力度，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意识；二是加大党内法规建设力度，规范党员干部遵纪守法行为；三是加大执法力度，严惩、震慑违法乱纪分子。只有加强纪律性，才能搞好廉政建设。第三，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政策体现人民的意志，只有正确执行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也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政策。同样，遵守纪律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只有依靠群众的支持才能搞好监督，促使党员干部更好地遵守纪律。因此，只有执行政策、严守纪律才能密切联系群众，也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好地执行政策、严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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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第六章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四章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三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第二章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一章西柏坡精神的内涵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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