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8日，我在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发了一篇《残废证：化忧伤为彩虹》的原创文章，介绍了苏区《残废证明书》的来龙去脉。四川某大学的一位博士在微信私聊里，给我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从北伐到内战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也有很多致残的官兵，那些残疾官兵发不发残废证呢？有没有什么优待呢？如果有的话，具体是什么情况？值得研究。第二个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丧失了中央苏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国民党军占领苏区之后，会放过这些这些残疾人吗？这些《残废证》还有用吗？

    博士所提问题相当尖锐，也戳到我的短处。由于我只收藏研究苏区文物，没有系列收藏历史上所有军队发放的《残废证》，对于国民党军队受伤官兵是否也会发放《残废证》、有没有优待情况不了解。所以，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开始无从回答。忽然一想，现在互联网发达，AI无所不知。我把“国民党军队士兵受伤后有没有发《残废证》，有没有什么优待”问题，交给了“豆包”。

    从“豆包”给出的回答看，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官兵受伤后，也是有发《残废证》，享受优待的。只不过抗战、内战时期国民党军费开支巨大，地方抚恤经费时常断供，大量伤残士兵数年领不到恤金，许多人证件形同废纸。其次，官兵待遇差距极大，军官伤残抚恤丰厚，普通士兵标准极低；同等伤残，上尉年恤金是普通士兵 3—5 倍。第三，收容院容量不足 重度伤残教养院床位稀缺，大量一等残老兵无院可去，流落街头乞讨是普遍现象。第四，解放战争阶段，国军财政彻底枯竭，优先补给作战部队，伤残军人抚恤大幅缩水；还乡伤残士兵常被保甲摊派徭役、征兵，优待形同虚设。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在我的收藏品中，还有一张非常特殊的《残废证明书》。透过这张《残废证明书》，也许我们能够领略到我党的一贯政策与办事作风。

    这件公历1935年1月31日由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抚恤委员会分会签发、负责人范同麟钤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残废证书》（见图1），诞生于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撤离中央苏区之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拉开帷幕的危急时刻。它不仅是苏维埃红军抚恤制度落地执行的实物见证，更是研究红色医务先驱范同麟生平、梳理福建军区留守斗争历史不可多得的一手原始史料。透过泛黄粗糙的土纸、力透纸背的毛笔字迹、红色钤印上独特的符号设计，一段留守红军关爱伤残战士、革命者舍身坚守信仰的历史画卷缓缓铺展。

图1

    一、发放时间特殊

    这件残废证书颁发时间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三个月之后，在时间划分上属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遗留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八万余人突围西征，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军队涌入中央苏区腹地。原本幅员辽阔的中央苏区快速被敌人分割、压缩，闽西长汀四都一带成为中共福建省委、福建军区留守机关的主要活动区域。昔日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不复存在，物资断绝、音讯隔绝、强敌环伺，留守红军被迫转入山上打游击。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游击队居无定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条件特别艰苦，留存在世的东西特别少。

    严峻的斗争环境，直接体现在这件证书的制作工艺之上。中央苏区前期流通的各类证书、票据大多采用石印或者铅印技术批量印制，版式规整、图文清晰，可大批量生产分发。而1935年初的福建军区后方机关，早已丧失稳定的印刷条件，石印与铅印设备难以随军辗转山林。留守文书人员只能依靠简陋轻便的手工蜡刻油印方式制作各类官方证件。蜡刻印刷有过特点，即油墨容易渗透到纸的背面，一般情况下只有单面印刷，几乎没有见过双面印刷的文件之类东西。这件残废证书同样具备这一时代特征。手工刻印难以做到标准统一，字体、纹饰无法像石印产品一样整齐划一，诸多细微之处，都留下人工操作独有的痕迹，成为区分长征前后苏区文书资料的重要标识。

    证书持证人刘进先，籍贯为“江西瑞京”。众所周知，苏维埃时期正式地名为瑞金，“瑞京”是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开始使用的别称，寓意红色首都。这一称谓的书写，佐证文书书写时代处于中央政权运行时期，具备鲜明的时间坐标。证件记载（见图2），刘进先隶属于三师七团特务队，先后参加五次反“围剿”战争，作战中右下肢负伤，行动受限，被评定为二等残废。证书正文载明：“兹有刘进先同志在革命战争中身负创伤致成残废，应由本委员会准其返籍休养，每年依照抚恤条例领取抚恤金，合给残废证书为据。”

图2    残废证书左边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抚恤条例》，在物资极度匮乏、货币流通近乎停滞、军民缺衣少食的1935年，上半年仍然发给刘进先同志15元抚恤金（大概率是“袁大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敌人严密封锁山林，财政来源几近枯竭，留守军区既要保障前线游击部队最低限度的作战供给，仍竭力兑现抚恤政策，坚持为负伤致残战士发放生活补助。这一份承诺背后，体现着中国工农红军与生俱来的人道主义精神——革命不会抛弃流血负伤的战士，即便身处绝境，红军依旧恪守对指战员的保障约定。

    二、落款人物特殊

    证书落款发证机关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抚恤委员会分会，负责人位置盖有“范同麟”红色裸字印章（见图3）。这件文物，是目前可直接证实1935年1月范同麟担任福建军区抚恤委员会分会负责人最原始、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填补了党史文字资料记载的空白。

图3

    范同麟是中央苏区早期极为稀缺的专业医务人才，毕业于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期。这所学校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建，为如今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军医院校。1932年2月，范同麟在于都参加学校首届开学典礼，正式入校学习。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期招生时，从各部队选送的200多名应试者中仅录取了正式学员19名，竞争极为激烈。历经一年多系统学习，1933年4月，第一期学员考试合格，准予毕业。当年，朱德总司令在接见学员时高兴地说：“你们毕业了，好啊！我给你们一个名字：红色医生。”就这样，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期学员被誉为红军第一批“红色医生”。这批学员全部接受西医基础、战地救护、外科诊疗规范化培训，区别于苏区传统草医，是人民军队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群体。他的同期同学群星荟萃，张汝光、游胜华、刘放等人日后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学成之后，范同麟奔赴前线从事战地医疗卫生管理工作，凭借专业能力升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启程，组织安排范同麟留守闽赣边区坚持斗争，调任福建军区（大概率是福建军区卫生部长兼抚恤委员会分会主任），统筹伤残战士等级评定、残废证书核发、烈士家属抚恤、伤病人员安置等一系列工作。长期医务管理经历，让他熟悉红军伤病员群体的现实疾苦，能够更公平落实抚恤政策。福建军区当时设有茶溪（今上杭县南阳镇茶溪村）残废军人疗养院，该院创建于1932年，朱鸿皋负责，曾有近百名残废军人在此疗养。范同麟作为抚恤分会负责人，与这一机构当有密切工作关联。但，长期以来史料对范同麟是否担任过福建军区卫生部部长兼任抚恤委员会分会主任没有任何记载，这件残废证书清晰锁定他1935年初核心职务，为厘清其任职履历提供关键标尺。

    1935年是留守部队命运转折点。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福建军区从长汀县城撤至四都。1935年1月开始，国民党第36师宋希濂部依仗优势兵力不断对四都山区发动进攻。同年4月，游击队在长汀梅子坝遭遇毁灭性战斗，留守机关遭受重创，部队建制被打散，抚恤委员会分会工作被迫终止。范同麟不得不离开闽西，尝试向赣粤边梅岭游击区转移，奔赴项英、陈毅领导的游击根据地继续斗争。不幸的是，转移途中范同麟遭到国民党军队抓捕，身陷牢狱，最终壮烈牺牲于敌人狱中。

    令人惋惜的是，目前公开权威党史人物典籍之中，关于范同麟完整生平记载十分稀缺，籍贯、出生年月、准确被俘时间、狱中斗争细节均缺乏文字记录。其事迹零星散见于张汝光少将等人回忆录、红医历史专题资料。当年红军军医学校一期学员大多奔赴各战场，许多优秀医务干部未能等到革命胜利，在反“围剿”作战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献出了生命，范同麟正是这种无数无名红色医务英烈的缩影。若无这件1935年残废证书留存世间，这位红色军医的任职经历或将长久湮没于历史长河。

    三、制作款式特殊

    这件残废证书整体版式承袭中央军委抚恤委员会统一规范框架，设置登记年份、伤残等级、持证须知、发证签署栏等标准化板块，四条证件使用条例、内页基础布局与苏区前期制式证书保持一致，说明留守机关依旧严格遵循中央苏区既定规章制度。但受制于手工蜡刻条件，制作者在细节纹饰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形成独一无二的视觉特征。        

    证书正面左下方绘制连枝纹饰图案，线条舒展夸张，装饰意味浓厚；版面左上角额外增添一枚独立、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图案（见图4）。五角星是红色革命的象征符号，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在敌军步步紧逼、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之际，刻意突出五角星元素，有着深刻精神寓意：即便主力红军远征，留守赣南、闽西的革命者依旧高举红旗，革命理想不会动摇。

图4   残废证书右边

    尤为值得研究的是证书红色公章中间铁锤镰刀图案朝向。常规苏维埃印章之中，铁锤柄自然向下呈45度角。此枚“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抚恤委员会分会”印章内，铁锤柄向上（见图5）。这一特殊形制，应当置于1935年初的特殊时局下解读。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开辟新的战场，留在南方的党组织与红军游击队孤立无援，向上的铁锤镰刀象征不屈向上、绝不低头的斗争意志，寄托留守军民冲破黑暗、迎接革命曙光的期盼。此类异形党徽、工农标志、印章大量出现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遗存文物当中，是南方游击区文物重要辨识特点。

图5   公章放大

    整体观之，统一制度框架与本土化手工改造相结合，规整文字条例与富有主观情感的纹饰互相融合，造就这件残废证书与众不同的艺术与史料价值，是苏区文书制度在游击战争环境下艰难延续的真实物证。

    四、文物价值特殊

    这件残废证书虽然尺幅不大，却承载着多重珍贵的历史信息，其文物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是人物史价值。长期以来关于范同麟在福建军区的任职信息仅见于少量回忆录，缺乏同期官方文书佐证。这件带有亲笔署名、原始印章的残废证书，属于当时形成的第一手官方档案，直接确认1935年1月范同麟主持福建军区抚恤分会工作，校正、完善红色医务史人物链条，具备独一无二的实证意义。

    二是制度史价值。1934年10月之后大量史料侧重记载游击战争武装斗争，容易忽视后方民政、抚恤工作。证书证明即便主力长征撤离，福建留守军区依旧严格贯彻执行《红军抚恤条例》，持续开展伤残等级鉴定、抚恤凭证发放工作。红军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1932年2月中革军委又颁布了新的《红军抚恤条例》，规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抚恤委员会，各军区或军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这件证书正是这一制度体系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依然运行的直接证据，完整展现苏维埃制度在游击期间的延续状态。

    三是区域史价值。文书签发地点长汀四都是福建省委、福建军区核心驻地，1935年1月正处于敌军持续重兵“清剿”阶段。这年2月，红九团在由水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向南发展与红八团取得联系。同月，张鼎丞从长汀四都出发，与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干部组成武装小分队向岩永杭进发。这件文物定格了梅子坝惨败前夕福建留守机关尚能维持基本行政运转的历史瞬间，前后对比可以清晰观察1935年上半年闽西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完整过程。

    四是文书史价值。通过手工蜡刻工艺、纹饰随意化特征、印章符号异形设计，能够建立一套识别1934年末至1935年闽西游击初期票证的参照标准。同时“瑞京”别称书写，亦可作为瑞金地区相关文物断代的文字参考依据。

    一纸残废证书，半部烽火史诗。这张1935年1月由范同麟签发的残废证书，诞生于中央苏区陷落、革命前途充满未知的艰难岁月。粗糙的手工油印、形制特殊的红军印章、纸上沉甸甸的抚恤承诺、英烈范同麟的落款，多重历史信息交汇于不足尺幅的文书之上。它记录普通红军战士刘进先流血致残的遭遇，见证绝境之中苏维埃政权不离不弃的温情；它留存红色军医先驱范同麟最后的履职痕迹，让一位牺牲于狱中的医务英烈重新走进研究者视野；它无声诉说，即便主力红军踏上万里征途，留在南方群山之间的共产党人，依旧坚守初心、依规治政，用心守护每一位为革命负伤的战士。

    硝烟早已散尽，残纸历久弥新。这件特殊的残废证书不只是一件苏区票证藏品，更是一座镌刻忠诚与担当的实物丰碑，持续向后人讲述那段坚守信仰、不屈抗争的南方游击岁月，提醒后世永远铭记所有为革命流血负伤、牺牲奉献的红军将士与无名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