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是我党兵运工作的硕果

    在建军98周年之际，不禁想起我党建军初期，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宁都起义”及诞生的红五军团。“宁都起义”诞生的“红五军团”经过我党我军建军思想的整顿和改编，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在红军长征途中，成为能攻能守的铁流后卫，对红军取得长征胜利起到了决定作用。他们勇往直前、不畏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处处闪耀着我党建军思想的光辉。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围剿”红军的前线，举行了“宁都起义”，全军两万余士兵加入红军，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大革命时期，曾受过我党较深的影响。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取得了统治地位，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宣告结束。蒋介石立刻集中兵力准备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一时间,“党在白色统治区域与白军中工作的建立和发展”成为我党兵运工作的中心任务。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到红军方面来,当时被认为是“战胜敌人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为了配合反“围剿”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革命工作,组织兵士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为了从敌人内部进行瓦解，1931年3月初在党中央军委“关于在国民党军中有计划地进行兵运工作”的指示下，电令河南省军委书记方纪刚选派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员王超、我父亲袁汉澄(即袁血卒)、李肃到上海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前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策略训练班工作的朱瑞同志向他们指出:“二十六路军内部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看你们的努力了。”培训结束后，指定王超同志为中央特派员，带领我父亲袁汉澄和李肃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寻找时机组织二十六路军士兵暴动起义。

    他们派到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后，与军中地下党员刘振亚建立地下党特支，发展了爱国将领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译电部主任罗亚平、要害部门李青云、王铭五、王振铎、王际坦（王幼平）等二十多名爱国青年官兵入党。掌握了第二十六路军译电部、执法队、学兵连；并联合有作战实力的爱国将领、第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掌握七十三旅，为起义作好了组织准备。中共地下特别支部在起义前派特别支部组织委员袁血卒（袁汉澄）潜入苏区及时向中革军委汇报，得到中革军委“要争取全军起义”的指示，并出席中革军委会议，得到会议制定的起义具体行动要求和接应方案:1、尽量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编为红16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袖；2、如全部起义不可能时，以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为主，以“进剿”红军为名，解决反动的军官，起义到革命根据地来；3、已暴露的同志随起义军到革命根据地，未暴露的同志继续潜伏工作；4、在起义前，镇压反革命头领，要采取坚决的手段；5、十二月十三日黄昏起义，红四军到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进行协助；6、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到彭湃县政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联络。

    中革军委会议制定的这个行动要求和接应方案的1、5、6条，是宁都起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任何一个高级军官所做不到的！

    因此，宁都起义从开始发动到胜利结束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共地下特别支部按照中央军委兵运工作的要求，成功组织策划的由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为总指挥，联合爱国将领董振堂，争取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等爱国将领的率部起义。成为“苏维埃革命时期一次伟大的士兵暴动”，这是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宁都起义”诞生的“红五军团”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在红军长征途中，成为能攻能守的铁流后卫，对红军取得长征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向前、叶剑英、胡耀邦）多次强调：在纪念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时要宣传党的领导，宣传赵博生、董振堂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革命的大无畏献身精神！

    按照我党的建军思想改编红五军团

    二十六路军整建制约二万人在宁都起义后编为红五军团，武器装备也是比较现代化的，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是一支了不起的武装力量。但要教育改造好，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在石城罗云山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对红五军团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

    这支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多是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比较看重学历、资格。所以从有利于党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有利于部队的改造出发，毛主席和中革军委在选派政工干部时注意选一些有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象肖劲光、刘伯坚、左权、黄火青、何长工、朱良オ、程子华、朱瑞、高自立、李翔梧、唐天际、宋任穷、赖传珠、刘型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担任各级政治委员。毛主席还特意派聂荣臻同志到十三军与政委何长工联络，以便取得经验，在十四、十五军推广。这些关键性的决定，对红五军团的改造成长起了极大的作用。

    当起义部队开到石城秋溪，父亲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欢迎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会上讲了话。讲话的内容是说起义虽然胜利了，但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要把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改变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的红军队伍；要把一支为军阀服务的反革命军队，改变成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军队，是一桩极其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以改造二十六路军来说，重要的经验是：

    1、首先在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就从根本上把为军阀服务的军队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就是把以信仰个人为中心的军队转化为信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把盲目服从只管打仗，不问目的的军阀军队转化为政治坚定、旗帜鲜明的自觉的文明军队。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选派了大批优秀的干部、战士到红五军团工作，在团、师、军、军团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连队建立共产党支部。我父亲记得当时派到红五军团的主要政工干部是：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同志；

    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他在大革命时期以共产党员身份任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保卫长征坚持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牺牲）；

    陈伯钧同志任军团参谋长；张南生同志任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任宣传部长；

    十三军政委王如痴同志（与方志敏同志同时被捕，同时牺牲，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病痴”的形象就是他），后来是何长工同志；

    十四军的政委是黄火青同志；秘书长张振球同志，下辖四十师，政委是程子华同志；四十一师政委是李翔梧同志（1935年2-3月间，保卫红军主力长征，在会昌天门嶂的阻击战中牺牲）；

    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是左权同志（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太行山的涉县附近）；后是朱瑞同志（也就是在上海负责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解放战争中任四野炮兵司令员，牺牲在义县）；以后是朱良才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型同志；四十三师政委是高自立同志（解放战争病故承德），四十四师政委是唐天际同志，三十七师政委是赖传珠同志，宋任穷同志先任一三〇团政委，后任三十八师政委。我父亲任一三一团团长时，余化民 （即慕容楚强）任政委；王紫风、李山关、赖毅等同志先后都给一三一团担任过政治委员，三十七团政委谢良同志；还有邱创成、袁子钦、姜启化（大冶暴动参加红军，牺牲在长员庙阻击战中），钱益民、刘绍文、曹家庆、黄子云、王平水（原在军事科学院）等等，还有许多优秀的同志。都是当时派到五军团，参加改造这个部队的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我党派到五军团的这些同志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坚持党性原则，坚苦朴素，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在分土地斗争中，教诲士兵每到宿营地都要进行社会调查，分清敌我、发动群众组织打土豪，分田地，筹款，运输，抬担架，侦察敌人，发现先进份子，发展党员。他们每逢战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这些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有功不骄，受挫折不气馁，总是谦虚谨慎，数十年如一日，总是以人民的公仆那样要求自己，他们按照红军的模样改造了或说创造了红五军团，硬是把一支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革命的武装，把白军改造成为红军，就是这些红军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起了决定作用。

    2、共产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即在连队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这样就保证把党的奋斗目标灌输到基层官兵，党领导军队就有了坚强保证，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保证瓦解敌军的政治鼓动宣传任务，保证连队实行民主的任务即政治民主（有批评自我批评的权利）、经济民主（伙食公开、月终结算、平均分伙食尾子）、军事民主（战前讨论作战方案，战后总结战斗经验），必要时还要保证完成生产建设任务。一句话，把士兵（包含下级军官）在旧军队中被压迫被屈辱的地位改变成自觉的主人翁的地位，由盲目地服从转化成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的部队。

    3、建立民主集中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协助行政领导管理部队。这完全是支部领导的群众组织，为保证支部任务的完成，连队有权对贪污、浪费有监督检举的权利，对打击报复、违法乱纪等军阀主义作风有批评、抵制、以致越级上告的权利。

    4、对主力红军大混编，使一、三军团中有五军团的一个军，而五军团中也有一、三军团的部队。实行混编、大混编，逐步打破二十六路军旧的封建军阀建制。有计划地调大批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子弟到红五军团里来，增加新的血液，彻底转变其军阀作风，特别是与人民相对立的作风。

    5、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到部队讲课，讲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使广大官兵明确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树立为工农求解放的思想。学习红军的战斗作风，学习做群众工作。

    6、建立连队俱乐部。红军中叫做列宁室，里面有墙报组、文化娱乐组、体育组、歌咏组，有的专有读报组。这样使战士们的生活主动、愉快、活泼、身心健康。

    7、实行剥竹笋政策。对不理解红军的和个别反对红军的旧军官实行了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分化瓦解政策；提拔一些士兵及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

    整训期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到医院看望红五军团的伤病员，使伤病员很受感动。为了提高红五军团的政治、军事素质，中革军委在瑞金为红五军团举办政治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骨干。

    在中革军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经过2个月的整训，按照红军的编制，健全各级组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提高了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树立了为工农求解放的思想，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这样，一个由国民党26路军起义后诞生的红五军团，经过整训，很快成为一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攻无不克，守无不固，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肩作战的铁的主力红军。

    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时，朱德是总司令，周恩来同志是总政委，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的电报里，下达的命令是：

    甲：敌情从略。
    乙：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这个师是蒋介石所吹嘘的王牌师。常胜军，师长是陈诚，副师长是罗卓英），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丙：五军团、十二军，宜黄独立团为右翼队，归董（振堂）朱（瑞）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以主力进攻草台岗、徐庄敌左侧背，以一部从摇篮寨方面牵制东陂，其预定动作如次：第五军团应于二十日到瑞溪附近并派队伪装逼近侯坊雷公塖之敌。
    丁：第三军团，第一军团，二十一军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前，迅速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

    周恩来同志文选中这份电文，充分说明红五军团在作战中的地位。

    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连绵的战火中，红五军团英雄们与一、三军团的鲜血流洒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流洒在长征路上，流洒在抗日的疆场，也流洒在蒋介石新挑起的第三次内战中，红五军团英雄们的业绩与其它红军的英雄业绩，同样是永垂不朽的！

    浴火重生

    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后，我父亲由袁汉澄改名为袁血卒，就是流血牺牲的意思。在红五军团期间我父亲先后担任十四军四十一师四十团团长、十五军一三一团团长、一二八团团长。1932年2月，红五军团还正在整训期间，贛州战役就打响了。大家抱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五军团是新红军，要在战火中飞腾”。第一仗就是攻城战。江西赣江边上有一个赣州城，不太大，却也不小，但是富足、坚固。把赣东北、赣西南的苏维埃区域隔做两块。附近的土豪劣绅、地主武装统统逃到赣州城里了。这时的红军司令部对赣州有两种看法，王明路线的看法是：赣州有财有物资，有大量财主可以酬款，还可以报阶级仇，不顾客观力量，特别是没有重武器，决心打赣州，命令主力红军围攻，一攻再攻，连续三次攻击受阻，屯兵坚城之下，疲劳大，伤亡重，敌人援军眼看赶到，就要从外围杀上前来。正在这个危机时刻，毛主席赶上前来指挥五军团用大部分队伍准备迎击援军，另一部分掩护撤围。五军团开赴前线时，战士们情绪高昂，把大刀拔出来，抓住城边上的砖头，一劈两截，可见迎战劲头十足。五军团初露锋芒，顺利完成任务。从此，“五军团的大刀”便在苏区军民中广为传播了。

    以后的漳州战役，水口战役，五军团越战越勇。漳州战役父亲率领的一三一团从山顶向龙岩压下，在路上遇到了毛主席。他笑着向他们鼓励说:“同志们打的好哇!继续努力，争取全胜。”

    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副总指挥。他们率领红五军团先后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1932年8月，他们又率五军团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东安战役。同年冬，进军赣东、闽西的黎川、建宁、泰宁。每次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指挥作战有功，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在黎川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同志代表军委向宁都起义的有功人员赵博生、董振堂同志颁发了最高荣誉奖“红旗勋章”。中央临时政府向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发了嘉慰电，表彰五军团创建一年来的巨大功勋。

    使我父亲终身难忘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前哨战，黄狮渡战役。1932年年底蒋匪军对我红军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之前，首先来了个试探性进攻。敌人兵分两路，第一路是左路军，以吴奇伟统帅的六个整编团号称铁军，外加其他杂牌军不少于十个团的兵力，由江西的漳澍，向黄狮渡、枫栅铺杀来。第二路是右路军，以嫡系周至柔的十四师辖六个主力团另属一个独立师向南城的“长员庙”一带杀来。

    这不是蒋介石不懂战略战术，平均使用兵力，而是他摸不清红军主力在哪里，故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法，好像一把钳子寻找我主力决战，两路兵力不相上下，以便相互配合，要是左边发现我军主力扭住不放，等候右路军上来一起下手总攻，反之，也是一样，便于集中兵力与我军决战。

    我们总司令部的决心：以一、三军团为突击队，争取一天的时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敌人的左路军，相机迂回消灭敌人的右路军。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以两个团的兵力在长员庙一带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并用小分队积极活动，钳制敌人，争取一天的时间，不使敌军向左靠拢，保护一、三军团，消灭敌人左路军。

    左路军是老军阀吴奇伟率领的六个团，号称铁军，配有地方武装一部。右路军周至柔的十四师也是六个团的兵力。我军总司令部的意图是，把五军团作为箝制部队，用尽量少的兵力拖住周至柔以争取时间，进而集中一军团、三军团的兵力，在枫栅铺、黄狮渡一带全歼吴奇伟部。

    1933年1月赵博生同志率领我父亲的一二八团和一三五团二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任务是钳制敌人，拖住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决战。赵博生同志亲自带领我父亲察看地形，研究战斗部署，讲清战役的重要意义。就连工事的构筑，通讯联络等也都一一检查过问，以防疏漏。

    第二天清晨，周至柔的十几个团轮番向长员庙阵地扑来，数次进攻，均被父亲他们打退。赵博生把我父亲叫到他跟前，布置加强工事，要求形成扇形火力网，注意节省弹药，他已预见到后面残酷的战斗。赵博生的战斗作风是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长员庙这一仗打得非常残酷，父亲团只剩下八十余人；而一三五团在赵博生同志亲自代领下，几次发起反冲锋，伤亡更大。此次战役，阵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红五军团卓越的指挥员、宁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赵博生同志光荣牺牲了!

    赵博生的牺牲，在五军团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下令追悼赵博生，并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在瑞金叶坪修建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自题词。赵博生同志的英名业绩，永世长存！

    不久，毛主席离开了指挥前线，敌人向苏区展开第四次大“围剿”。蒋介石在英、日、德、意等帝国主义帮助之下，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调了数十万精锐的部队，亲自挂帅来到南昌行营，发下宏誓大愿：“不消灭‘江西共匪’决不生还南京”。从南京调来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全部新式武器，中下层全是军官学校学生做骨干，在宜黄动员官兵要每人带一根绳子活捉我们的独立师，捉一个绑一个。

    没想到天不助人愿，蒋介石进攻的这一天，偏偏黑雾浓浓、细雨蒙蒙，他们闯进苏区，像瞎子摸鱼一样，从红军鼻子底下通过也没有发现红军，糊里糊涂，大摇大摆钻进一军团的包围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在布置任务时说：“五军团的同志总是啃硬骨头，这次让你们捞点儿油水吧，把包抄任务交给你们。”结果开火不到一天时间就把敌五十二师全部消灭了，包括他们的师长也打了个四脚朝天，因他嘴角上留有两撮小胡鬚，才在一堆死尸里把他认出来。这时敌人五十九师也被分别包围在几个山头上，其师部在丛林中，与五十二师电台取联络：“李明兄，我部被共匪重围，请速援救，患难之交，弟虽殁齿难忘。”他根本不知道李明死了，战士们笑话道：“给死鬼打电报”。父亲率部和兄弟部队活捉了五十九师师长陈世骥（满脸大麻子），他吓得面如土色，披了一件士兵棉大衣，在路旁发抖。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指着他说道：“这就是蒋介石从南京派来打我们的五十九师师长陈世骥，这就是要拿绳子捆我们的陈世骥”。蒋介石这一仗被打得恼羞成怒，恨不能把我们一口吞下去，命令陈诚、罗卓英率领他的王牌十一师星夜兼程向宜黄的黄陂进攻，由于许多偶然的原因，这个骄傲的十一师与红军接触过，但没有吃到红军的苦头。于是更加骄傲，乘黄陂战役刚刚结束，我军抓的俘虏还没有处理完，缴获的枪支还没有运输完的机会，向我军杀来，企图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以英雄之师豪迈的气概，以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掉头东进，把后卫的三军团改作前锋，以能征惯战的彭德怀同志为总指挥，一军团做预备队，整顿休息后，父亲率部在五军团董振堂指挥下，袭击东陂右翼制高点雷公嵊，这是这一带群山中的最高峰，就是以东陂为战场，以草鞋岗为决战地，恶战一天零一个夜晚，全部消灭了蒋介石的这个自称的“常胜军”。据说陈诚未敢上阵，罗卓英受伤后逃之夭夭。敌人的第四次大“围剿”就此宣告破产了。从南京传来消息，蒋介石伤感的说：“从未有如此之痛心！”

    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不久，董振堂和朱瑞率五军团东下福建，攻打顺昌，直到这年的秋天才回江西。这时，蒋介石已调兵五十万，自任总司令，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军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处处设防，十分被动。五军团由黎川而建宁、泰宁、广昌，一路打的是防御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伤亡大，人员装备得不到补充，部队不断缩编，斗争异常艰苦。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我父亲奉命留在苏区，告别了红五军团。直到延安后才听到董振堂军长的战斗经历和壮烈牺牲的消息。

    1934年10月董振堂军团长率部参加长征，征程中红五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成为号称中央红军的“后卫团”。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董振堂同志由一个追求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信仰者转变成为一个无比坚定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2年4月董振堂入党后，他立即将仅存的三千多块大洋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当时的十三军军政委何长工同志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同志，毛主席主张不要全上交，寄给家里，留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然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就是这样，董振堂用他短暂的一生，用他的热血谱写了一曲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壮烈诗篇。

    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中说:“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赵博生、董振堂和他们率领的红五军团，是在我党建军思想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其中倾注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王稼祥、刘伯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熔炉                

    革命改造世界，也改造了人。在革命斗争的长河中，在我党建军思想哺育下，二十六路军起义参加红军出了不少有才干的人物。如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姬鹏飞同志原是二十六路军军医；原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李达同志，上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旅副官；原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国务院文化部部长黄镇同志原是二十六路军上尉参谋；原总参谋部训练部、总参谋部顾问孙毅同志，中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中校参谋；原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同志原是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军部参谋；原水利部副部长刘向三同志原是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执法队上尉副官；原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共中央委员鲁瑞林同志，少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第一团八二迫击炮连当驭手（马夫）；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勤学院副政委李雪三同志，中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中无线电话兵；外交部副部长，全国胜利以后一直担任外交使节工作的王幼平同志是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士兵，学兵连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顾问熊伯涛同志，少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二团三营副连长；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解放军工程兵顾问徐国珍同志，少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士兵；河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少将军衔汪洪清同志原是临时抓来的挑夫；原卫生出版社负责人蒋耀德同志原是医生二等兵，是长征路上救死扶伤的有名红色医生；原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同志，少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四旅第一团中校团副；原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总后勤部副部长韩振纪同志，中将军衔原是二十六路军上尉参谋；原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谷广善同志原是医生，等等。二十六路军中出的人才不少，说明一条真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熔炉，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记得在宁都起义五十周年的时候，原二十六路军中校参谋，建国后为我军高级指挥官总参谋部顾问孙毅到家看望我父亲时，感慨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五十年的光景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党把血卒等同志派进二十六路军，把我们带领出来参加红军，说不定我们很可能是战犯……。”这是他的真实话，也说出了二十六路军中每个爱国士兵将官的心里话。

    红五军团的诞生和成长充分说明了：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宁都起义的成功；没有党的建军思想的指导，就没有红五军团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