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天，我已经上初中三年级了，有一次老师在政治课上专门给我们讲述了毛主席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哲学关系。毛主席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即是一个飞跃。”有一天，伯母问我：“你最近有没有学过毛主席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哲学思想？”我说：“老师教过了，不过还不太懂得。”伯母说：“我也学习了，现在我来对你讲一讲我的学习体会。去年国庆十周年大庆，我参加了国庆宴会。在宴会厅，我看到好几个我过去的老战友，她们分别坐在其它的餐桌旁，离我比较远。我很多年没见到她们了，心情非常激动，真想走到她们身边，和她们说说话，问问她们现在的状况。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去，如果我站起来越过几个桌子去找她们，如果大家都学着我的样子，也站起来乱走动，那宴会大厅里就全乱了。我必须遵守纪律，顾全大局。想到我是为了全局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利益，这样做才是对的。我的心里就平静下来，不再着急难受了，这样我就从必然王国达到了自由王国。”伯母在这里说的“必然王国”是指一个人由于客观矛盾而产生了内心的郁闷苦恼，“自由王国”则是指通过思想斗争，自己提高了认识，从而使内心变得平和舒畅。伯母是在告诉我一个共产党员遇事要以大局为重。

    1962年10月我过18岁的生日，那时的人们普遍不讲究过什么生日，可是我却认为18岁我就成人了，总要有个纪念才好，于是我就找父亲要了几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去西花厅时，我把照片送给伯母一张，又告诉她这是我18岁的生日照。本来我从小是个闷葫芦，伯母无论说什么，我都听着，并不搭腔的。这一回不知为什么却主动把照相的事告诉了她老人家。也许认为自己长大了，可以向她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了。不曾想却又被伯母当堂浇了一瓢凉水，她沉下脸批评我说：“你过18岁生日，应该多想想自己这一年都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不要老想着去照什么相。”直吓得我更不敢乱说话了。

    伯母每次见到我，总要这样对我进行革命教育，要求我凡事首先要想到这样做是否有利于革命。反倒让我对“革命”二字感到十分费解，因为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个“革命”具体指的是什么。我想：革命不是已经成功了吗？地主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资本家不是也已经被改造了吗？国民党反动派不是也已经被赶到台湾去了吗？我们不是在搞建设了吗？怎么还要革命？！我不知道，今天的革命其实就是院子里的果树结了果子要上交给公家、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还很困难，西花厅的房子即使旧了也不能重新装修、就是周家的孩子们周末放假不能派小汽车去学校接送，就是老百姓还没条件去北戴河避暑、周家子女就不能跟着伯父去北戴河避暑、就是要回到胡同里过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干部子女不能特殊化。否则，就会如伯父所说“那样我们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我当然更不知道，早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在会上还提出了“六不”：“不祝寿”、“不送礼”、“不敬酒”等等。而其中第一条就是“不祝寿”，是啊，这也就难怪伯母这位老红军战士生我的气了，连毛主席都说了“不祝寿”，何况我这一个毛孩子，还说什么生日不生日。如今想起来，让我尤其感到惭愧的是，我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近二十年，真的从没看见他们为自己过过什么生日。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哪天。

    当然，以我对伯父伯母的了解，即使我去问伯母她的生日是哪天，她也不会告诉我，不但不告诉，还会反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是的，这就是西花厅的家规，是伯母给我们定的第八条家规，那就是“三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当时并没有专门给我这么明确地归纳这“三不”，但实际上就是这么要求的。比如不能进伯父的办公室啊，出去不要说家里的事啊这些。伯母曾以她自己为例对我进行教育，她说：“你伯伯是政治局常委，而我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告诉我。”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五年级。后来，大约在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在班上说起他昨天在他父亲的办公桌上看了一份大参考。大参考当时是专供高级干部参阅的，一般干部都无权看。这个小男孩就是想吹吹牛，可我听了心里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个家长怎么这么不当心，文件怎么能随便放。”可见伯母的“三不”纪律已经在我这个小学生的心里扎下根了。尽管我还不完全理解“三不”纪律的重要性。可是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再到退休，我确实做到了不在外面提及与西花厅有关的任何事情。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到吴德峰同志的女儿吴持生回忆她父亲，说解放前她父亲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做隐蔽战线的工作，那时的纪律就是这“三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儿子罗援也谈到他父亲当年始终坚持“三不”原则。这我才明白，原来伯母是拿当年的革命纪律在要求我们啊。

    伯母一方面要求我们做到这“三不”，另一方面她老人家又模范带头，自律甚严，从不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泄密的机会。举个小例子，还在我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和伯母在客厅里正说着话，保健医生卞志强大夫进来说想和伯母讨论一下总理本周的伙食安排。伯母马上站起来和卞大夫进她书房去商量了。前些年我采访西花厅的厨师安振常师傅，安师傅告诉我说平时都是他们厨师和伯母商量总理的伙食表，这一次一定是总理感冒了。他说：“你七妈不想让你知道你伯伯感冒了。”

    下面再说一下第九条家规，就是我们不能去打扰其他中央首长的工作和生活。当时，国务院属于中南海的丙区，丙区除了住着周总理等个别领导人，再就是有国务院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而中南海的甲区则住着比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伯母从来不允许我去甲区，所以，甲区的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我基本不认识，只认识邓小平副总理的女儿邓楠和邓林。她们一个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一个是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的学友。即便如此，我也不能随便去邓家玩。记得我小学毕业时，和我同班的邓楠考上了师大女附中，我则要继续留在八一学校念初中。好同学要分手了，邓楠约我暑假里去她家玩。我告诉了伯母，伯母先让卫士叔叔打电话给邓家，确认有这回事并确定好了时间，然后卫士叔叔告诉我要从国务院大门出去，沿府右街往南走到中南海甲区的西门。叔叔说：“你到了那边的警卫室以后，报上你的名字，请叔叔们帮助你给邓家打个电话，让邓楠出来接你。”弄得我好像是他们邓家从四川老家来的亲戚似的。其实，住在中南海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丙区的孩子去甲区玩，从大院里走，警卫战士也都认识他们，也不需要报什么名字。但是我没有那种优越和自由。

    那一天我从邓家回来，伯母特地对我说了一句：“你伯伯说了，你们不要去打扰人家中央首长的工作和休息。”看来伯父知道我去了邓家，他不高兴了。如今回想起来，是我打扰了邓小平伯伯的工作和休息，是我错了。许多年后，原谭震林副总理的女儿谭经远大姐告诉我，她小时候曾缠着父亲说要去西花厅看望周伯伯和邓妈妈，她父亲也是对她说：“周伯伯工作太忙，不要去打扰他。”

    1961年的夏天，我又搬回了中南海。大家会说，不是严格要求你们吗？怎么又让你回中南海住了？大家别误会，是另有原因的。前面说过，周总理有一个解放前的警卫副官，解放后因为在外地工作，就把他的两个孩子放在西花厅，让总理帮他照看着。后来我和哥哥回自己家了，他的女儿却一直留在西花厅，平时住校，周末回西花厅，寒暑假才回她父母家。1961年夏天这个女孩初中毕业了，女孩的父亲仍然没有要把她接走的意思。我们知道毛主席一直都主张自己的孩子不要总留在家中，要早点出去独立生活。伯父伯母也认为这个女孩总留在西花厅对她的成长很不利，容易养成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和骄傲自大的毛病。但是他们又不好直接对那个家长说，于是伯父伯母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中南海的西岸有一座工字楼，是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伯母在这里联系了一处两居室的房子，然后把大姐和我还有那个女孩一块儿安排住了进去。伯母没有交这份房租，而是让我大姐掏的钱。伯母对大姐说：“这是为了培养你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其实，我大姐早就去机关宿舍住，早就独立了。现在为了帮助伯母安排这个女孩，工资本就不高的大姐还得再多花一份房租钱，而且这房租一交就是三年。但我从来没听大姐说过一句埋怨的话。

    我在高中依然住校，周末才回工字楼。寒暑假时，同屋的女孩回外地她父母家，我就和住在工字楼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我那时学美术，常常给小伙伴们画速写，或者去机关图书馆看书。只要有空，我就进西花厅院里看望伯父伯母，去给他们“请安”。但两位老人从不限制我的生活，也从不问“这两天你怎么没有来西花厅啊”这样的话。周末我回西城的家看望父母，我的生活费由母亲发给。自从1950年代初伯母把我家的生活费交给母亲以后，她就从来没有单给过我哪怕一分钱。两位老人认为，负担孩子的生活是做母亲的权利和责任，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小心地维护着母亲的这份权利和尊严。鉴于伯母的叮嘱，我也从没有向伯母伸手要过哪怕一分钱。伯母虽然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这么严，但是一旦我们生病了，她老人家是会毫不犹豫立即出手相助的。1971年我在河北部队农场劳动时腰部受了伤，回到北京后，伯母便安排我去305医院治病，这笔医药费则是记在了伯父的账上，因为伯父管着我们家的生活，伯母则管着我二娘的生活。他们老两口是有分工的。

    不过，我的这位严肃的、一板正经的伯母，对别人家的孩子却非常好。有时我陪她老人家出去散步，若路上看到有工作人员带着小孩也出来散步，伯母会立刻笑眯眯地弯下腰来，亲切地和这些小朋友拉拉手，逗他们说说话。她能叫得上他们的名字，夸奖他们的时候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还关心地向孩子的父母打听他们的健康情况。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也真的是不能平衡：七妈怎么对人家的孩子都那么热情，对我为什么不能和蔼亲切一点？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她毕竟是伯母，是家长，她要怎么样，我又有什么奈何呢？还有一次，护士郑淑芸阿姨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她陪伯父伯母去中南海的湖边散步，看见月亮又大又圆，伯母便高兴地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唱完还要求伯父接着唱下一段，伯父笑着没有回应。听了小郑阿姨的介绍，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伯父伯母在湖边、在月光下那生动有趣的情景，原来我的伯母竟是如此活泼可爱。但是，我怎么就从来没见过。

    所以，我得承认，对伯母这位老革命，我一直都是心存畏惧的。

    相比之下，伯父则要和气得多。我眼里的伯父是一位儒雅而可亲的家长。我和哥哥小时候常常在伯父吃饭时，过去坐在他身边陪他说会儿话。至今印在我脑海中的餐桌前的伯父，永远都是衣着整洁、头面光鲜、神采奕奕的样子，他脸上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衬出了那两鬓间十分明显的青兰色，那是他每天刮胡子留下的痕迹。伯父的络腮胡子长得非常快，护士王力阿姨曾对我说：“总理有时候早上才刮了胡子，下午要去接外宾了，一看，又长出来了，还得再刮。”而且伯父的胡子还非常硬，一般国产的剃须刀刮不动，用不了几天就坏。成元功叔叔说，1954年伯父去日内瓦开会时，公家发给总理的一点外汇津贴全买了美国产的“老人头”牌剃须刀片，才算解决了困难。伯父的手纤细而灵活，白皙的手背上青筋毕现。在他两道浓黑的眉毛中又单单伸出几根长长的眉毛，父亲也有，人家说这叫长寿眉。当他望着你的时候，那炯炯有神目光透露出的永远是温暖与关切，让你常常感觉不到他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我从上幼儿园起就不爱吃肉，伯母对我和哥哥的评价是：“一个专吃菜不吃肉，一个专吃肉不吃菜。”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伯父回头望着我对我说：“咪咪不爱吃肉，其实肉是能吃的，现在伯伯吃一块肉给你看。”说完他夹了一片广东腊肠放进嘴里，一边吃一边望着我说：“你看，我吃进去了，也没有那么可怕嘛。”我也抬头望着伯父，就是不说话。伯父看出了我的执拗，倒也没有再勉强我了。近二十年，我为整理周家家世，采访了许多周家的老人，才知道原来我爷爷就是这么一个不爱说话和执拗的脾气，所以我猜，当年伯父看到我瞪着他一句话也不说的样子，一定在想：这孩子怎么和她爷爷一个脾气。

    过去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是有许多规矩的，比如吃饭时，晚辈要等长辈动了筷子，自己才可以动筷子。长辈吃完一碗饭，晚辈要主动去为长辈添饭等等。包括我太爷爷那个时候，都是有仆人在一旁伺候着，帮着给添饭的。伯父在这方面却没有对我们定过任何规矩，他也从来不许别人帮忙。我堂兄周华章回忆他结婚时，伯父伯母请他们新婚夫妇吃饭，以表祝贺。堂嫂侯玉珍是和平宾馆的服务员，当她看到伯父吃完一碗饭，马上站起来要给伯父添饭，伯父却说：你坐下，我自己来。

    总的来讲，伯父和我们小孩子说话并不多，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做过什么工作，也从不讲“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的大道理。不过他却很愿意听我们说话，你跟他说什么都行。他听着，并不随便表态。你说得不对，他也不会拉下脸来批评你，给你上纲上线。他更在意的是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大概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一天傍晚，伯父吃过饭，带我和哥哥去国务院紫光阁看京戏，伯父很喜欢京戏。从西花厅到紫光阁的路上，哥哥一边走一边嘀咕说：“京剧一点都不好看，我最不爱看京剧了。”我跟着说：“我也是，我也不爱看京剧。”伯父回过头来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爱看？京剧是很好看的嘛。”哥哥就说：“咿咿呀呀唱了半天，什么都听不懂。”我也跟着哥哥说：“就是，一点都听不懂。”伯父顿了一下，说：“可是京剧确实是非常好的艺术啊！”然后就不说话了。也许他在考虑，京剧这么好的艺术，是否应该有所改革，做到让年轻人也听得懂，也喜欢。

    还有一次是在1958年秋天，伯母去南方养病。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也陪她去了南方。有一天，伯父请留在北京的张元阿姨的三个孩子吃饭，我和哥哥也坐陪了。吃饭时，我们几个小孩瞎聊天，阿米姐（张元的长女肖远音）说起大家都在传郭老（郭沫若）写诗，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我们几个小孩子就都笑了起来。伯父没有笑，他只是问：“你们为什么这么说？”阿米姐就说郭老为了配合大跃进，大概赶时间，来不及仔细琢磨，结果诗写得就都像大白话了。我接着说：我在新华书店看过那本《百花齐放》画册，每幅花旁边都配了一首郭老的诗，写得的确太像大白话了。伯父听了，只说了一句：“噢，你们是这么看的。”然后什么话也没说，也没批评我们。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大姐秉德去农村参加四清工作。一天大姐从四清工作队回来，在客厅里，大姐对伯父谈起了她工作中遇到的不合理问题。她说得很激动，我站在一旁，看看大姐，又看看伯父。那时我上高中了，也开始关注社会上的事了，就特别想知道伯父对这个事情会怎么看。但是伯父双手抱在胸前，站得笔直，眼光微垂，是在很认真地听着，听完后他就去了办公室，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当时可真让我失望。大姐后来对我说，她反映的这件事，伯父很快就找有关部门给解决了，只不过与工作有关的事，伯父不会当我们的面随便议论。

    有时和伯父聊天，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可以提出来，他愿意和你讨论。要是他认为你说得对，他就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有一次我二伯的儿子周荣庆来北京出差，伯父请他吃饭，我去坐陪。吃饭时，伯父说我：“你是学美术的，学美术就要善于观察。我看你一点也不观察你荣庆大哥。”伯父说得对，可是我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我就强词夺理说：“那我吃饭的时候怎么观察呀！”伯父没有拉下脸来批评我不懂礼貌，反而说：“你说的对，吃饭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吃饭。”我听伯父这么一说，反倒非常不好意思了。我想伯父身为国家领导人都这么谦虚、平等地对我们晚辈，倒显得是我不虚心，是我不对了，我以后一定要向伯父学习，有错就承认。所以，后来我自己也有了孩子，也做到了与她平等相处。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对，一旦我的女儿向我提出来，我一定承认错误。

    不过，伯父看我们的眼神，有时又是机警和敏锐的，让你感到无论有什么想法，他都能一眼望穿你的心思。我念的高中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有一次伯父刚吃过午饭，在客厅休息几分钟，我和姐姐过去陪他说会儿话。姐姐性格热情活泼，她对伯父提起她最近刚看过的一个画展如何好看云云，表情十分激动。我自恃是学美术的，便觉得她的评论颇不内行，虽然没有说什么，脸上却显出了嘲笑的表情。伯父这时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眼光十分锐利，好像在说：这样可不好，这是对姐姐不尊重嘛！伯父这一看还真管用，我立刻收起那嘲笑的表情，知道自己错了。并且，从此以后还真的是很注意自己的态度，再也没有对别人表现出任何的不尊重了。

    伯父对我说过的还有一句话，是我一直记着的，那也是在我上高中时期，有一天伯父忙中抽空，和大家一起打了一会儿乒乓球。记得参加的人除了工作人员，还有我和姐姐秉德。姐姐生性活泼爱运动，她和伯父打球打得很开心，而我平时不爱运动，也不会打乒乓球，只能站在一边当观众。伯父看我总站在一旁，就招呼我上去和他打一场。没法子，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场了。可是才打了两下，我一个球就打到伯父那只受伤的右胳膊上了，伯父的右胳膊自然是躲闪不及，很吃力地向上拧了一下，我也不由自主“哎呀”叫了一声便停下来，带着一脸的歉意地望着伯父。伯父说：“接着打。”我说：“不行，我不会。”伯父说：“不会就要学，坚持学就会了，坚持就是胜利。”伯父打球的时间一般不长，十几分钟不等吧。打完球，伯父要进办公室了。走之前，他望着我，又嘱咐了一句：“你要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以上这些事情虽然都很小，但是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那么生动鲜活，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最终也没学会打乒乓球。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整理周恩来在教育亲属和反对封建家庭旧习俗方面的事迹，也一直在挖掘考证我们周氏家族的历史。在挖掘考证的过程中，也曾多次遇到难题，似乎再往前就走不下去了。每当这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伯父对我说过的那句话：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平时，伯父并没有对我们讲过要求我们努力学习，追求进步，长大以后建设祖国，争当模范等等大道理。我想，这是因为他认为把孩子交给了学校，他就不应该插手了。伯父相信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并尊重他们的劳动。

    伯父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提及他的经历，比如他去过日本、法国留学，他在黄埔军校、在上海、在中央苏区、在重庆、在延安担任什么职务、做过什么工作等等。总之，伯父还有伯母的革命事迹，他们为革命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也是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伯父去世以后，在粉碎“四人帮”集团以后，从大量的回忆周总理的书籍和文章中，才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而关于周家的历史，具体怎么回事，在我们小时候，伯父更是从来不讲。那会儿全社会都在划分阶级成分，每个人都要申报自己的出身。那些出身高的共产党领导人也都表态和自己的官僚地主家庭划清界限，都不随便谈及自己的家史。伯父给自己定的出身是“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所以凡是周家的年轻一代参加工作后，伯父和他们谈话，总不忘记提上一句：“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我们要批判封建家庭。”所以，有关周家的很多历史细节，我也是从伯母去世后，走访了北京、绍兴、淮安、扬州、江都、南京、上海、杭州、连云港等地，向周家亲属们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又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合作编写《周恩来家世》一书时，获得绍兴与淮安提供的有关史料，才一步步有了越来越全面具体的了解。

    伯父就是这样一位待人和气平等又非常有原则的大家长。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保留着文化传统的老人。我们做晚辈的在伯父面前不可以举止随便没规矩。在西花厅，在我们周家，家长是家长，晚辈是晚辈，这之间是有礼数有距离的。伯父和父亲他们是那个封建时代又是旧家庭出来的人，在他们上中学的时候，他们的家长、即我们的四爷爷给他们立的家规是：“上街看见女孩子，要把头转向别处，不许盯着看人家。”他们的身上便留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烙印。所以，伯父骨子里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待人接物极有分寸和原则。举个小例子：我五、六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伯父经常会拉着我的小手出去散步。后来我上学了，回到父母家了，每次去西花厅，伯父对我这个小学生也要很正式地握一握手，不过再陪他出去散步时，他不会再拉着我的手了。再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再去西花厅，伯父和我握手又改成了那种外交场合的握手方式，即并拢四个手指，只轻轻地碰一下你的手而已。

    我小时候每逢过年，伯父伯母总会邀请在北京的周家人全都到西花厅来聚一聚。记得有一年春节在西花厅，我看到伯父给前来拜年的我的几位堂兄讲话。那几位哥哥都已经工作，是大人了，伯父讲的什么我并没有听见，只看到伯父站在客厅的沙发前，几位哥哥则围成一个半圆站在伯父对面，他们一个个恭手直立、站有站相、礼貌恭谨地在聆听伯父的教诲，那场面不知为什么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由巴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里的镜头。哥哥们深厚的家学教养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那时的我和弟弟妹妹们还只能算是一群老实巴交、不吭不语的“小土豆”而已。

    相比之下，最活泼的要数伯父和伯母的干女儿孙维世了。维世姐姐每次都是卷着一连串爽朗的笑声走进西花厅，见到伯母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又是“好妈妈、好妈妈”地叫着（维世姐姐在苏联学习生活了近10年，苏联人习惯称母亲为“好妈妈”），她的热情给老太太哄得直合不上嘴，也同时活跃了整个西花厅。但是只要伯父从办公室一走出来，维世姐姐便立刻变得规规矩矩，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好几个8度。维世姐姐也是个十分懂礼数的人，她在我的几位堂兄面前说话就很注意分寸。我的堂兄周尔均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一次伯母让尔均哥夫妇代表她请维世姐姐去外面餐厅吃饭。吃饭时尔均哥谈起1946年他在上海时曾向伯父提出去延安的要求伯父没有同意的事，维世姐姐听了十分感慨，她说：“我们这些烈士子弟，总理和小超妈妈千方百计把我们找到，不但把我们送到延安，还送到苏联去学习，可是他们对自己的亲属却那么严格。”

    总之，上高中以后，我已经习惯了伯母的严格，能够比较自觉地做到凡事不依靠家长，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记得我上高二那年的秋天，扁桃腺发炎、发高烧。医生说扁桃腺发炎总发高烧不好，还是动手术把扁桃腺割了吧。正好我父母家邻居叶阿姨在协和医院工作，我就去找她帮我联系了一个大夫，然后自己去医院做了手术，还住了几天医院。因为我知道伯父伯母一向要求我们有什么事自己解决，我也早就习惯了。所以想都没想要去找伯母帮忙，帮我找个名医呀什么的。直到出院以后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伯母。伯母后来对我母亲说：咪咪遇到问题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没有去找我们，这样做很好。当然这话她是不会跟我说的，这也是我母亲在去世前两年才对我提到的。但伯父伯母却用另一种方法奖励我了。在我手术出院后不久，有一天，我正在值班室看报，卫士张树迎叔叔忽然对我说：“今天下午有一场话剧，也给你买了票。你去吧，就在首都剧场。”因为当时伯父正在值班室对面的办公室工作，我便以为是伯父给我买的票，就很高兴，也有点奇怪。我知道伯父经常会去看一些演出，有时是为审查节目，有时是伯母想让他休息一下，让卫士们给他安排的。伯父喜欢京剧，卫士叔叔经常会在报纸上寻找京剧演出预告，看看有什么名角哪天会在哪个剧场演出哪一场戏，用红笔勾出来，好随时为伯父提供参考。他们也是希望假如时间排得开，伯父哪怕只去看半场演出也行啊。可伯父从没带过我跟他一起去看演出。后来，伯父的卫士高振普告诉我，伯父从不给别人买什么东西。噢，那么就是伯母给我买的票了。两位老人应该是在奖励我没找他们搞特权吧。不过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悟到这一点，我只是高高兴兴地拿着张叔叔给我的票，去府右街乘坐103无轨电车在美术馆下车，然后去了首都剧场。我的票在一楼的倒数第二排，坐下没一会儿，周总理陪着外宾从剧场前侧门走出来了，后面还跟着警卫和外事部门的干部。这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给总理和外宾鼓掌，我也得站起来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半个小时之前我在西花厅，伯父还是我的伯父，半小时之后，在公共场合，他就是周总理了。角色转换之快，让我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但这个现实你必须接受。看完节目，我自己再乘103无轨电车回到了西花厅。印象中，那天看的好像是话剧《蔡文姬》。第二天我回到学校，正巧在校园里遇见同学李晓军。他对我说：“哎，周秉宜，我昨天去首都剧场看戏，看见总理了。”我说我也去了。他说：“我怎么没看见你？”我说：“我是自己坐103无轨电车去的，而且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看完节目也是坐103无轨电车回的家，你当然看不见我。”他听完后说了一句话：“哎，就是嘛，这还差不多。”听了李晓军的回答，我才一下子意识到伯父伯母为什么这样要求我了，因为在老百姓的心中，周总理本来就是大家的，是全国人民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伯父伯母用他们无声的行动，又一次教育了我。

    “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伯父对自己这样的定位，我最早是从伯母口中知道的。

    记得大约在1956年，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西花厅玩，伯母和我说话，照例都是些正面教育，只有一句话让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小学生的我听不懂伯母的话，还委屈的想：没有说让伯伯为我们家服务啊？直到几十年后，我去采访我的本家叔叔周毓沧，才知道了，就在伯母对我说这番话的几天前，绍兴老家有一位亲戚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帮他去向绍兴市领导那里说句话，为他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作。伯父为此将他的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弟弟妹妹找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伯父在会上对这位家乡的亲戚说：“找工作自己去向政府申请，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伯父还表扬了他的本家弟弟周毓澧，他说：“毓澧过去也是一个少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解放后他自己挎着一个小篮子沿街卖针头线脑，也都一直没有找过我，这叫自食其力，你应当向他学习。”当时毓澧的两个女儿也参加了这个家庭会议，她们都是共产党员，但她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旧官僚，就没有照顾父亲，伯父批评她们说：我们共产党消灭旧制度并不是消灭人，你们不照顾父亲是不对的。这两个女儿后来就把她们的父亲接回家了。

    不光是伯父对周家人要求严格，伯母也从不忘记随时提醒我们要摆正自己同伯父的关系。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1971年5月，我带男朋友任长安去西花厅，那是他第一次去看望伯父伯母，他对伯父伯母称呼“总理”、“邓妈妈”。他当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新华社是中央机关，叫“总理”、“邓大姐”是官称，他懂得这个规矩。1972年5月我们结婚，又去了西花厅，任长安仍然对伯父伯母称呼“总理”“邓妈妈”而没有改口叫“伯伯”、“七妈”。伯母对此不但不埋怨，还非常满意，有一次她对弟弟秉华、弟妹李玉树谈话时还特地表扬了任长安，说：“这说明他没有把和我们这个关系摆在第一位。”

    无论如任何，在两位老人的严格要求下，我的身上还是逐渐地打上了“遵守纪律”的烙印。

    1965年年夏天，我还去中央美术学院看望朋友邓林（邓小平的长女），我们谈起中国的工笔画，邓林便说要送我一本工笔画册。于是我们说好时间，周末，我从国务院西北门出发，来到甲区的西门后，就在警卫室等她出来。我们在警卫室说了会儿话，邓林把画册送给我，我们就分手了。如今想来，我这样做才算符合了伯父的第九条家规：“不要去打扰人家中央首长的工作和生活”。

    尽管如此，我依然还是有想不到的地方，需要两位老人的提醒。

    那是在1963年的夏天，我的在淮安老家的嫂子孙桂云（周恩来侄子周尔辉的夫人）写信给我，约我暑假回老家去玩。她在信中还告诉我先坐火车到南京，然后从南京再坐船过去。又能坐火车又能坐船，我当然很高兴，再说这也算是一次锻炼自己独立生活能力的机会，伯父伯母一定会支持我去的。这天中午，我拿着信去找伯父，伯父正在吃饭，吃完饭他会有短短的10分钟左右的休息，在客厅里走一走，然后就出去开会了。一天之间，只有这10分钟还有可能和他说两句话，其它时间你见都不一定能见到他。伯父实在太忙了，不是真有要紧事，我也不敢随便去打扰他。这次我看伯父已经吃完饭了，就过去跟他说：“伯伯，孙桂云写信让我回淮安老家玩呢。我也想去，不是可以锻炼一下独立生活的能力嘛！”伯父接过信看了一眼，很和气地和我商量说：“还是不要去了吧。你想想，你去，人家县里的领导一定会放下工作出来照顾你。你就不要去给人家领导添麻烦了。”县领导还会出来？这一点我可真没有想过。心里正琢磨着，伯母从书房出来了。伯父就说：“正好，你七妈也来了，你再问问她的意见。”伯母问：“什么事要问我？”伯父对她说道：“孙桂云写信让秉宜去淮安，你怎么看？”伯母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每个人的粮食都有定量。你去了，当地的领导会拿出自己的粮票接待你，那他们吃什么呀！”伯父接着伯母的话又说：“你看你七妈又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她的意见，你再考虑考虑？”说完这句话，伯父就急忙走了，他要出去开会了。伯母也回书房去休息。而我也回到了工字楼，并且马上就给桂云嫂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就先不去淮安了，以后再说。不去给地方领导添麻烦，这应该是伯父的第十条家规。

    还有一次是1964年的暑假，我听说伯父要给今年的应届大学和高中毕业生做报告。我还没听过伯父做的报告呢，这机会可太难得了。可惜我是四年制的中专生，明年才毕业。我只好去找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请他帮我弄一张报告会的入场券，我想听报告是我主动要求去接受教育，不能算搞特殊化。成元功叔叔也觉得去受教育是好事，应该可以吧。他说：“你等着，我帮你去问问你伯伯。”过了一会儿，大概十分钟，他回来了，对我说：“不行啊秉宜，你伯伯说了：伯伯是给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做报告，秉宜不是今年的毕业生，就没有权利去听这个报告。等到明年她毕业了，再去听伯伯的报告吧。”

    第二天，伯母在给周家亲属召开的家庭会议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她说：“伯伯星期五晚上要给应届大学生做报告，之前，国镇（周恩来堂兄周恩夔之孙）听说了，打来电话要票。我接了电话，告诉他要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有票就听，不能拿到票就不去听，反正不能走家庭路线。小咪、尔辉、桂云都要求去，成元功告诉我，还为他们几个说话，说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可以去，也让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去听吧。我说这不一样，办公室的人是组织上的决定，但小咪、尔辉、国镇几个，不能因为他们的伯父或爷爷去作报告，他们就可以去听，这是政治性的活动，不应该不按组织关系办。如果是戏票、游园票等文化娱乐活动，可能时，可以给他们票去看。”

    第二年我高中毕业了，那一年给我们应届毕业生做报告的是彭真市长，我最终没有机会听到伯父对毕业生做的报告。

    是的，我从小到大，始终不怕我的伯父而怕我的伯母，这种情结长久地存在我的心中。在母亲的晚年，我曾和她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一直以来，七妈对我太严、太厉害了，害得我老想躲着她。”母亲是这样解释的，她说：“你七妈那时说了，说你是个好学生，品学兼优，总受老师表扬，一直顺顺利利的。她认为你有骄傲情绪，必须要对你严一些，不能让你自我感觉太好了。” 护士郑淑芸阿姨后来也曾这样劝过我：“那时你七妈和我常在一起聊天，她还说我是她的‘谈伴’呢。但是在你们面前，她却非常注意，决不随便说话，不说那些闲言碎语，其实她心里是很关心你们的，你要理解你七妈。”后来张树迎叔叔去世前，我去医院看他，他也告诉我：“我那会儿经常看到你七妈在对你伯伯谈到你们几个孩子，他们对你家这几个孩子特别有感情。”听了长辈们的解释，我心中的结便慢慢在释然。母亲说的对，我小时候伯父确曾批评过我，说我有“骄娇二气”，我那时并没有重视自己的问题。现在看来，伯父可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了。伯母自然也就跟着要认真地扳一扳我的这个“骄娇二气”、也就不能老给我“好脸儿”了。也就是说，在我那严格甚至严厉的伯母身后，其实始终都站着一个更严格更强大的伯父。伯父虽然对我们很和气，也很平等，但伯父的纪律、伯父的家规却是如钢铁一般坚定和不允许被破坏。毕竟如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子侄们必须要做到像毛主席对他的子女们所要求的那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才是最重要的。伯父把教育子侄们的任务交给了伯母。面对伯父的重托，伯母决心要在我们心中竖立起一个表率的样子来，生怕由于自己哪点做得不够而给孩子们带去不好的影响。性格热情活泼的伯母这样做真是活得很累，不过我想对于她来说，只要想到这么做是对的，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就不会觉得那么辛苦了，她就可以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从必然王国迈进自由王国”了。伯父曾对我们说过：“你们的七妈，她一个亲人都没有，她这一辈子都在照顾周家人了。”

    是的，我们从小就直接领受伯母的管教，而伯父和我们说话实在不多，他不是在办公室一坐几个小时不出来，就是出去开会，或去外地出差，几天不在家，使我们较少能见到他。然而伯父在与不在家，没有人怀疑他才是西花厅的大家长。西花厅自始至终都充斥着他那强大的气场。有时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听到客厅北边通道传来伯父轻轻地咳嗽一声，就知道伯父起床了。每当这时，我的心里总不由得会生出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觉得有伯父在，我是安全的。许多年后，我才听说毛主席也曾说过一句话，毛主席说：“总理是一棵大树，我们大家背靠大树好乘凉。”对了，就是这种感觉，我的伯父周恩来，他是我们新中国的大管家，他会尽自己的全力管理好我们的国家，他会竭尽全力照顾好我们大家。有一年，伯父对母亲谈起父亲退休的事，母亲问伯父：“七哥什么时候退休？”（伯父在家族中大排行七。）伯父回答说：“我就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一年又一年，渐渐地，周家的子侄们都长大了，这时，伯父对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期待呢？1964年8月2日，伯父专门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中的年青一代召集到西花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封建家庭”。伯父首先讲到我们的家庭出身，说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说：“封建家庭什么都败坏了，贪污、腐化、说谎、讲排场，有许多坏东西，我小时候都见过。”他说：“封建家庭的老底子可厉害了，影响思想，影响生活习惯。封建的根子不挖清，思想认识不到，就提高不了。”“封建家庭上一代贪污、违法，就不会教育出好子弟来。”我当时对伯父的讲话没怎么听懂。我想我从小生长在新社会，接受党的教育，封建思想我有吗？贪污腐败我怎么没看见啊？再说地主、资本家、封建官僚阶级不是都消灭了吗？我们这一批在政治清明、生活简朴的年代里长大的青年确实不理解伯父他老人家到底在担心什么。只是我没想到，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我也老了，封建的东西，贪污腐败的现象，反倒全都看见了，这时才明白伯父当年的担忧决不是多余的。

    伯父在会上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周家的年轻人的前途。伯父说：“我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降无产阶级，走一条革命的路。”什么叫革命的路呢？毛主席曾要求他的女儿长大后，去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伯父则对周家的年轻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他希望我们去做工人、做农民、去当兵。

    其实这件事，伯父早就开始做了。1956年，伯父曾给他的一个侄孙女周国盛安排去石家庄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其实建国以后，周家曾有亲戚给伯父写信，或者干脆到北京来找伯父，要求给他们安排一个工作，伯父都没有答应，这一次伯父却是破例给周国盛安排了工作，并且一再鼓励她要在工厂里坚持干下去。每当周国盛从石家庄来北京看望他和伯母时，两位老人都会向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有一次陈老总从东花厅那边过来找伯父，伯父也特别向陈老总介绍周国盛是“周家第一个工人”。陈老总便笑着点头说：“好，好。”大家都知道，伯父伯母从来反对别人送他们东西。有一次伯父的一个老部下给他送来一筐南方的桔子，伯父按比这筐桔子高两倍的价钱还给了对方。这位老部下从此再也不敢给伯父送礼了。还有一个周家的亲戚从南方过来，送给伯母两把小藤椅，伯母立刻批评她说：“我什么时候说让你给我送东西了？”所以我们后来工作了，谁也不敢给他们送东西，生怕挨批评。但是国盛那时来北京，给两位老人带点梨和枣这样的土特产，伯母不但不批评，还会立刻将梨和枣分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并且大声说：“大家快来尝尝，这是我们周家的工人送来的梨子和枣。”伯父后来感慨道：“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1961年夏天，哥哥周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正赶上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农村灾情严重。为了减轻农民的压力，政府决定这一年尽量少减从农村征兵，而多从城市里征兵。伯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表态他要带个头。怎么带头呢？就是他动员哥哥放弃考大学而去应征入伍。哥哥很听话，就去当兵了。因为身体素质好，哥哥被送去航校学飞行，毕业后当了一名飞行员。伯父又安排他去广东前线，那时大陆和台湾还处于冷战状态，蒋介石还念念不忘要反攻大陆，我们的福建、广东沿海地区都属于备战前哨。伯父希望周家的子弟要站在备战的最前线，随时准备为国效力。由于哥哥很听话，牺牲了上大学的机会去当兵，又去了前线，伯父对他也格外关照。记得哥哥在刚当兵有了一点津贴后，马上想着买了一双袜子送给伯父、一块香皂送给伯母。两位老人不但不批评他，伯母回信时还说：“袜子收到了，谢谢你。伯伯穿着很合适。”以后凡是哥哥带给他们的小礼物，一盒月饼啊，几斤桔子啊，总之给什么他们都说好。

    伯父还希望周家子弟去做农民。在1964年的这个家庭会议上，伯父就说了：“我们周家没有一个工人，国盛来了，就决心培养他做工人。但是，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农民呢。”这时候，我四弟秉华说话了，他对伯父说，他和班上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准备明年高中毕业以后一起去农村插队。他们要学习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伯父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表态说：“秉华说要去农村，好，我和你七妈支持你。”第二年秉华毕业时，赶上西城区武装部开始征兵工作，秉华因体检合格，就被征去当兵了。伯父知道后对他说：“既然部队征到了你，你去了就好好干，不过你将来复员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去实现你当农民的理想。”1969年秉华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北京印刷一厂当了一名工人。1975年6月的一天，伯父从医院回到西花厅，秉华去看望伯父，伯父首先问秉华：“你还在劳动吗？”当听说秉华已经调到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当了一名干部时，伯父很吃惊又有些遗憾地说：“哎哟，你怎么也当干部了，和你大姐一样。”伯父要求秉华回单位跟领导说说，争取每个星期仍然下工厂劳动三天，最少也要争取下来两天。

    1965年夏天，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该考大学了。那一年中央美术学院不招生，来招生的只有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两所学校。工艺美院教的不是油画、国画、雕塑什么的，而是实用美术设计，比如花布印染、陶瓷设计、建筑设计、商品包装设计。也就是说，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是艺术家，而工艺美院培养的是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美术设计师。艺术家有名有利，而美术设计师在那个年代大都分在工厂、出版社、进出口公司等单位。同学们当然都愿意去考浙江美院。而我可能受伯父的影响太深了，太知道他希望我们去做什么。虽然我没有主动报名去农村，但是，去当一名能够直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美术设计师，我还是很乐意的。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我自然想到了伯父。我希望老人家能给我一些指导。于是到了周末的上午，我先进值班室找到张树迎叔叔，告诉他我有事要和伯伯说。张叔叔说：“你等会儿，你伯伯正在吃饭，等他吃完饭我就告诉你。”过了一会，张叔叔从客厅回来说：“你伯伯已经吃完饭了，你去吧，说话短一点，他马上要出去开会了。”我赶忙走进客厅，见伯父两手叉在腰上，正来回踱着步子，好像在想着什么问题，我过去对他说：“伯伯，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已经开始填报高考志愿了。”伯父停下来转身望着我说：“噢，你高中毕业了？”我说：“是，今年来我们附中招生的只有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院。我想报考工艺美院，可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伯父不再望着我，他眼睛看着前方，双手抱在胸前，开始说话。他没有说你就去考工艺美院吧，也没有说你就不要考浙江美院了。他只是像在和你商量讨论一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工艺美院学习的专业都是直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缺乏这方面的设计人才。”我说：“是，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可以为农民设计他们喜欢的花布、被面什么的。”伯父又说：“另外，我们国家出口商品的质量应该说很好，就是因为包装设计跟不上，到了国际市场上就卖不出好价钱，大大影响了我们的换汇率。我们的商品到了国外，人家换一个包装，价格马上就上去了，这样我们在外贸上面是很吃亏的。我们需要尽快培养一批装潢设计人才。”伯父就是这么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国家目前非常需要一批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美术设计人才，然后就不再多说了，剩下的他让我自己去考虑，去决定。我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说：“伯伯，我知道了，那您忙吧，我不打扰了。”我回到学校，在高考报名表上，只填了两个志愿，都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