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不想说自己当时的觉悟就比其他同学高，实在也是因为我在美院附中的专业成绩一直不算好。班上的小天才太多了，他们玩一样的去画画也能拿到5分，而我能得一个4+就不错了。我又一次对自己没有了信心，不过毕竟是学了几年绘画，不能做一名优秀的画家，去搞美术设计还是可以做到的。应该承认，这也是我去报考工艺美院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大家纷纷酝酿着自己要报考哪所大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徐庆平告诉我，我们这种艺术专科学校的中专生也可以和普通高中生一样报考普通大学。徐庆平说他已经决定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法语系了。徐庆平是绘画界的泰斗徐悲鸿的儿子，他母亲廖静文阿姨希望他去学习法语，将来有可能像他父亲一样，去法国学习绘画。我就想：既然徐庆平能考二外，那我也一样能去考二外呀，在附中我的业务课并不很好，可没准儿我在学外语方面有前途呢。这样又在一个周末，趁着伯父还在吃饭，我赶快过去坐在他旁边和他说话。我说：“伯伯，我们班的徐庆平，他是徐悲鸿的儿子，他说要去考二外，那我也想考二外。”伯父没有批评我怎么这么没主见，一会儿一变，他沉默了一下，忽然用俄语问了我一句话，意思是：“你能用俄语翻译吗？”我应该回答说“能”或者“不能。”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用俄语嗑嗑吧吧地回答了一句。伯父说：“这么回答也可以，但是不够准确。”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想：伯父这是想让我自己测试一下自己的反应能力怎么样，再考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学外语。看来我的反应能力确实不够快，得，我还是老老实实去报考工艺美院吧。

    “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在当时是全中国的一件大事。北京市的中学生立刻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年我的五弟秉和16岁，六妹秉建15岁，他们先后去了农村，秉和去的是延安，秉建去的是内蒙古。他们临走前，伯父伯母特地请他们吃饭，鼓励他们好好锻炼，扎根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做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考虑到他们去的都是偏远地区，交通信息不发达，两位老人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半导体在当时可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一般人也要工作几年才能买得起。秉和秉建来到农村以后，两位老人自始至终关注他们，和他们通信，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971年，秉和秉建在他们插队的地区被部队征召入伍。伯父知道后，立即让他们脱下军装，仍然回到农村去劳动。当时全国有上千万青年学生在农村劳动锻炼，农村条件非常艰苦，一些家里有条件的学生就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去部队当兵了，毕竟部队条件比农村要好得多。这个时候，伯父坚决地把五弟六妹又送回了农村，让他们和广大知识青年同甘共苦，坚守在农村。后来五弟秉和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因为是延安地区推荐的，伯父不好干涉，但他又不甘心，他对秉和说：“延安需要水利人才，你去学水利吧，毕业后再回延安，为延安人民服务。”六妹秉建后来回北京探亲时，伯父已经生病住院了。伯母允许秉建和伯父通电话，秉建对伯父说自己想去上大学，提高文化水平，毕竟她去农村插队的时候，才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学历。伯父在电话中说：上大学可以，但是要学习蒙文，毕业后留在内蒙古，为蒙古族人民服务。

    最近伯父有一个堂侄写文章回忆说，伯父要培养他、提携他当干部。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我记得1964年8月3日党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伯父恰在8月2日这天把周家的子侄们召集来开会，谈话的主题就是让我们背叛封建家庭，去做工人、做农民、去当兵，自始至终他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们去当接班人、去当干部的话。他的意思还不清楚吗？伯父这天还提到了毛主席，他说：“毛主席为革命牺牲了6个亲人，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人为革命流过血呢。”

    记得1961年夏天，哥哥秉钧参军前去西花厅向伯父告别时，伯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一定认为我这个当伯伯的管你们太严。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我会管得比这个严得多。”

    今天，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然我没有像伯父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一个工人或者去扎根农村，但是，我遵照他老人家的教诲，几十年来始终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从不敢利用他老人家的声望去求官求财，去为自己谋取什么利益。不知伯父他老人家天上有知，能不能给我打一个及格的分数。

    1992年1月，我要送女儿去日本上学，临行前我带孩子去医院看望伯母。老人家被护士用轮椅推着进了会客室。由于患有白内障，她的视线已经十分模糊了，但是头脑却依然很清楚。当孩子叫了她一声“外婆”，我告诉她：“这是春元。”她便说：“我猜就是。”然后便不再说话了。她的力气确实已经不多了。我也没有说话。在她面前，我的话一向是很少的。这样等了一会儿，老人才又开口，她说：“我管了你们这一代，下一代我就管不了了。”她说的很慢，却字字清楚，且意味深长。我想，这就是这位万人景仰的革命老人最后想对我说的话，是一句总结的话，也是一句告别的话。我看着老人，很想上前去吻一吻她苍老的额头，或者哪怕抚摸一下她软弱无力的手，算是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心和最后的告别。可是我却终究没有这么做，我还是不敢上前“放肆”，在我眼中，这位极度衰弱的老人永远都是我那最严厉的伯母大人。

    原载2016年3月28日中国红色旅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