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8月6日，陈毅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就曾高度评价过陈赓：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陈赓（1903.2.27—1961.3.16），湖南湘乡人，他的军事履历简直就是人民军队萌芽、发展、壮大的一面镜子：1924年5月起，投身国共合作的洪流，两次参加东征与广东军阀陈炯明作战；1927年8月起，出没土地革命的烽火，相继在红四、红一方面军战斗过；1937年10月起，跃马民族抗战的疆场，在华北大地与日寇周旋；1946年6月起，漫步解放战争的征程，从山西大地打到云南边陲；1950年7月，为支援越南抗法斗争，参与运筹越军攻防大计；1950年12月，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出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一度代理司令员。1953年9月起，历任哈军工院长兼政委、国防科委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为国防建设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将军军旅人生波澜壮阔，期间轶事多多，撷取一二聊表缅怀。

    一、惜失解放南京殊荣

    1949年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第二、第三野战军兵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多方向突击战法，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然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夺取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1949年2月，陈赓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司令员，在兵团驻地——河南漯河与原四纵队领导合影。左五为陈赓。

    时任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的陈赓，看出了这份《战役纲要》的奇特之处：

    在估计敌人或坚守南京、或放弃南京后，要求西突击集团（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以二野解决南京”，或“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而奉命从芜湖段突破的中集团（三野一部），“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截断京杭公路”，不让南京之敌逃脱。这就是说，中突击集团受命打进芜湖地区，却只能“监视芜湖”，主力要立即东进，把芜湖、南京这两块“肥肉”让给二野！

    看到这里，陈赓意味深长地说：三野领导同意把攻占南京的任务赋予二野，这是对二野在解放战争中不惜代价跃进大别山、砸锅卖铁干掉黄维兵团的褒奖。在解放战争中，哪支部队率先打进南京，其荣耀有如反法西斯战争中谁先打进柏林啊！

    到底由二野哪支部队执行攻占或警备南京这一光荣任务呢？陈赓没有想到：总前委把这一殊荣赋予了二野第4兵团。

    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是“校长”蒋介石欣赏的弟子。让陈赓率部打进蒋介石老巢南京，将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绝妙讽刺！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

    4月20日20时，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国民党不堪一击。22日中午，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守军溜之大吉，南京瞬间成为“空城”，街头枪声稀稀落落，溃兵三五成群，市民人人皆危。4月23日上午，南京人民联合发起成立治安维持委员会，公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维持南京治安。当天下午6时，该治安维持委员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殷切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恳请毛泽东电示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

    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南京由坚城变成空城，而原定接管南京的第4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望江段，开到南京至少尚需10余日，且追歼逃敌更是当务之急。因此，邓小平、刘伯承商定：取消第4兵团接管（警备）南京的任务。由处于进军南京最佳出发位置的、属于中集团的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35军接收南京。

    4月24日，陈赓兵团奉命向浙赣路进军，他在当日日记中不无遗憾：“原定我们攻占南京的任务已不需要我们了。想不到国民党一点抵抗也没有，呜呼哀哉！”

    二、异国战场运筹决胜

    1950年7月，越南（北越）抗法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越军准备发动边界战役，控制中越边界重镇高平。作为越军高级顾问，陈赓应邀指导这一战事。由于高平工事坚固，守军又是精锐，直取高平显非良策。仔细研究敌情，陈赓发现法军部署的薄弱处：在高平至谅山（由西北而东南）这一防线上，法军沿着所谓“四号公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龙头高平、龙尾谅山两处重镇兵力雄厚，工事坚固，而中间东溪、七溪两个据点则兵力单薄；东溪、七溪一旦遇袭，高平、谅山法军必然出援；而东溪、七溪地处崎岖山地，便于越军设伏。由此，陈赓力排众议：不去进攻高平，而是集中兵力进攻“四号公路”上最小据点东溪——地处高平以南40公里、七溪以北20公里，孤立高平，打击高平、七溪出援之敌。显然，这是中国解放战场上常用的“围城打援”之策。7月26日，面对越军高层狐疑，毛泽东致电陈赓：“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目前不要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1950年8月，陈赓在越南高平附近越军总部，右起：罗贵波、陈赓、胡志明。

    9月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抗法战争的边界战役拉开帷幕。18日上午，越军攻克东溪，全歼守军260多人，这是越军首次夺取由2个连法军守备的据点。

    与此同时，陈赓指导越军又在东溪附近暗伏精兵，引蛇出洞。果然，七溪法军大部（勒巴热中校指挥）北犯，企图重占东溪，打通“四号公路”，落入越军圈套。由于越军一时疏忽，勒巴热部南逃到谷社山地。陈赓指导越军南追，把敌人团团包围在谷社山地。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攻势所震惊，命令高平守军1000多人（沙格东上校指挥）弃城南援，七溪法军余部（那本上校指挥）倾巢北援。面对强敌南北对进，越军前线指挥部曾经动摇，陈赓坚持各个击破，先歼谷社山地残敌，再视情对付高平南下之敌。10月6日，他得到毛泽东电报支持：“先集中主力歼灭谷社山地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越军最终依计行事。10月9日，谷社山地被围之敌、高平南下之敌全军覆没，那本上校见势不妙，仓皇南撤，侥幸逃回七溪。

    由于陈赓指导得法，越军不战而下高平，并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

◆1950年，陈赓从越南回国后，在中南海向刘少奇汇报情况。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当时，仍然有许多人对参战抱有疑虑，陈赓坚决支持党中央决定，认为：中央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才能敢打；部队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才能善打。我们前线指挥员只有善打，逐步实现上级战略意图，才能体现中央敢打的决策是英明的。1951年3月初，陈赓出任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6月，又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立即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7月起，朝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志愿军面临天灾（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人祸（美国在志愿军后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中封锁战役”——“绞杀战”）齐袭。

    而“绞杀战”的具体做法，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绝大部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毁灭性的轰炸，从而切断志愿军后方交通线，阻滞志愿军前后方联系，窒息志愿军作战力量。所以，“绞杀战”又称“阻隔战”“窒息战”。

◆抗美援朝时期的陈赓（左）与彭德怀（中）和邓华（右）的合影。

    在天灾、人祸齐袭下，作为兼后方勤务司令员的洪学智，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心急如焚！“当时，前方战事甚紧，急需粮弹。只靠后勤工兵部队的几个团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公路，再修半年也是修不好的。当时邓华不在前线，回国去了。陈赓已经到了志司，担任第二副司令员，我就找他商量。”

    洪学智报告：“陈司令，修路工程量太大，只靠后勤修，力量不够呀！修得太慢了！”

    陈赓深知粮道断绝之害，急问：“你有什么想法？”

    洪说：“得全军动手才行，除了一线部队，不管是机关也好，部队也好，勤杂人员也好，都要上。另外，朝鲜群众也得上，因为人民军也要补充呀，道路不通，大家都困难呀！”

    陈赓很机敏：“这个办法不错，开会研究一下吧。”

    于是，陈赓组织志愿军几位领导开了个会。陈赓让洪学智谈谈具体方案，洪学智直截了当：“统一布置，合理分工。每个军、每个师、每个团明确包哪一段，限期完成。1个月之内，无论如何也要全部通车。”

◆1951年，陈赓同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指挥部领导合影。前排左三陈赓、左六彭德怀、左五金日成。

    有人觉得工程量太大，不好完成，陈赓一改平日和颜悦色，掷地有声地说：“这同打仗一样，是战斗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他吩咐洪：“你把方案起草出来，然后咱们向彭总报告去。”

    方案起草完了，陈赓认真过目，连赞：“好！”于是，他们就一路去了彭老总那儿。彭总看了方案很高兴，说：“我正为运输线发愁呢！这办法好！按这个方案下命令吧！”

    9月8日，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总又针对这项工作说：“这是战斗任务，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要迅速恢复冲毁的公路，要普遍加宽公路，修几条标准公路，有战略价值。”

    会后，陈赓负责督促志愿军二线部队11个军、9个工兵团和志后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群众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抢修公路热潮。由于实行了分段包干负责的方法，加快了工程的进度。结果，只用了25天，就把道路全部修通了。

    晚年，洪学智回顾当年那一幕，感慨地说：“反‘绞杀战’时，陈赓副司令员运筹决策大修公路，就是大功一件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行’呀、‘动’呀，得有路呀！”

    三、全力支持导弹研究

    1955年11月，陈赓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宴招待钱学森，得到钱亲口说出“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结论后，他就为此事积极奔走。1956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大家谈得很投机。临了，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们写个报告吧！”这就是钱学森意见书的由来，也是中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3年9月，陈赓在哈军工开学大典上，接受军旗后致答词。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任务以后，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当年5月29日，他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召开，聂荣臻开门见山：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苏联）的技术援助口惠而实不至，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毕竟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实在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