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长征过凉山，在凉山境内历时26天，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第一支地方民族武装——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本文从建立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历史背景、建立经过，以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史实，阐释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建立是党的民族政策实践的光辉典范，彰显出党的统一战线制胜法宝的威力；“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是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典型范例，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第一支地方民族武装力量，代表凉山人民、彝族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不可替代，为今天我们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精神血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和精神支撑作用。

    关键词：红军长征；彝海结盟；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

    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带领北伐军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正规军的同时，也建立了不少地方武装力量，“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支。“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建立是“彝海结盟”的结果。在对“彝海结盟”的研究中，往往把“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一笔带过。今天，重温这段红色历史，分析其历史价值，认识其现实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一、建立“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历史背景

    凉山州古为梁州之域，属西南夷地。凉山彝族，历史上曾被称为“独立倮倮”。元朝设“罗罗斯宣慰司”以来，“凉山的东西两个区域，分别由土职管辖，土职并非直接统治管辖区的人民，乃分别统属各地之头目，头目又统属黑彝，黑彝直接统治人民（白彝）。凉山的土司、土目，受王朝任命，划定区域，管辖黑彝。黑彝和白彝是社会的基本阶级，所以凉山的社会性质，并不能以土司政权来说明，而要以黑彝奴隶主所有制来说明，这是元、明、清时期凉山土司制的内容”①。明朝开始建立卫所制度，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设立四川行都指挥司于建昌，下辖建昌卫、建昌前卫、宁番卫、越嶲卫、会川卫、盐井卫等六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德昌、礼州等八个千户所，在交通沿路设置六十四堡。

《凉山彝族自治州志》，2011年方志出版社出版

    清初，凉山曾在部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但不久就发生了奴隶主叛乱，改流之地又重授土职，后来还加封了不少。这些土官中，以沙马宣抚司、邛部宣抚司、阿都长官司、雷波千万贯土千总为大，号称凉山四大土司。清朝后期在凉山设宁远府，改卫所为州、县，计设西昌、冕宁、盐源、昭觉四县和会理州、盐边厅、越西厅。凉山东侧设屏山县和雷波、马边、峨边三厅。各个土司、土官分由州、县管辖。在凉山彝族社会内部，由于个体家庭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黑彝与土司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黑彝通过家支组织联合成强大的反土司势力，大概在明代中后期，双方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其间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冲突。到清朝前期，黑彝基本上摆脱和取代了土司的统治，成为凉山彝区的新兴统治者。

彝族毕莫经卷

    据彝族古籍文献记载：彝族分为兹、摩、毕、格、卓5个阶层，各个阶层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各司其职。而近代的凉山彝族社会，则依其血缘因素及经济占有和人身权利等条件，大体划分为兹伙、诺伙、节伙（包括曲诺、阿加、呷西），即土司、黑彝、白彝3个等级。彝族社会普遍存在家支组织。家支为汉语的习惯称谓，彝语叫“此威”，意为“同祖兄弟”。每个家支都有以共同的男性祖先开始而世代相传的父子联名谱系。家支成员从小就要接受家支谱系的教育，成年后必须熟背自己的家支谱系，准确无误地指出自己在家支谱系中所处的环节。只有这样，外出时才能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各等级中，所有诺伙都有家支，并居于统治地位，都拥有自己家支的“德古”和“苏易”，即头人或首领。首领既不靠世袭也不是任命，全靠个人的修养、品行，在社会实践中凭借个人的人格魅力自然产生。

彝族家支武装

    在没有形成统一地方政权组织的凉山彝族地区，由大大小小互不统辖的若干诺伙家支分割统治着凉山各地。各家支割据一方，处于相对独立状态。

    诺伙家支作为统治工具，在土司制度衰落、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名存实亡、政令不同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履行政权的作用。有“老虎靠牙齿、老鹰靠爪子、彝人靠家支”的谚语表述。诺伙家支为维护自己的神圣地位，保护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在捍卫本家支的利益、协调与处理和外家支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个诺伙家支都统辖着一些主要的曲伙家支，构成其经济生产和军事武装的重要力量。为了生存和发展，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形成了特定的不同等级的区域利益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必须精诚团结，荣辱与共。

    过去，由于家支林立，必然加深了外地、外族人进入凉山地区的困难。外地、外族人每到一个诺伙家支统治区，都得向当地家支头人投保，否则就有被抢掠为呷西（奴隶）的危险。当时的彝区不仅地势险峻，环境恶劣，而且社会情况极为复杂。彝族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家支之间械斗不息，但对外民族的“入侵”却能保持一致对外，且擅长山林作战。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往往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彝区视为畏途。“彝海结盟”时的冕宁县拖乌彝区，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由果基（沽鸡）、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武装。②

    二、建立“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经过

会理会议遗址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更加统一了红军的战略思想：继续北上，越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建立根据地。

    1935年5月20日下午，朱德总司令电令红军先遣队的行军路线是：“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百二十里，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全军走大路，在大树堡渡大渡河。

    同日，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到达泸沽，按照军委命令，迅速派出侦察组，对前往大渡河方向的两条道路进行详细侦察，对里程、敌情、给养情况作了全面了解。

    红军当时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在四川的心脏——成都；另一条是小路，而且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刘伯承、聂荣臻汇总各种信息情报并听取冕宁地下党的汇报后，在给中央军委的《侦查报告》中建议改走冕宁、拖乌小路至安顺场过河。中央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

刘伯承

聂荣臻

    5月21日18时，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以主力依第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秩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尔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第五军团续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正面之敌。”于是，左权、刘亚楼的先头红五团改作佯攻部队向越西进发。在占领大树堡后，积极砍树扎筏，作出强渡大渡河、攻占富林的态势，并且称要攻占成都，以迷惑和牵制敌人。

    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则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一路北上来到了冕宁县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奉行大汉族主义，极力压迫彝族同胞，形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产生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当时，彝族地区每一个家支，都被迫摊派名额（人质）到冕宁县城监狱坐牢，万一其属地出事，就拿这些人质是问。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坐值换班”制度。红军随即在县城查抄出当时伪县府逼迫彝族签署“坐值换班”的字据，当众烧毁，并宣布从此废除对彝族的“坐值换班”制度。四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深入浅出地阐明我党我军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冕宁各地产生了积极影响。

红一方面军过冕宁路线示意图

    经冕宁县城、大桥翻菩萨岗到达大渡河岸的道路，名为“小路”，同样为交通要道。宋朝末年，元世祖忽必烈统率的大军，明朝初年蓝玉元帅所带京卫及陕西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带兵西进，都曾从这条“小路”通过。彝族奴隶“拉库起义”失败后，这条交通要道被奴隶主武装阻塞。邓秀廷势力在宁属兴起后，经邓部1929年对冕宁北部彝区用兵及1934年在康北用兵回防驻安顺场、擦罗和大桥后，各黑彝家支向邓部投诚，小路通道恢复。但一般商旅通行必须请彝族头人做保头。

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部过彝区前驻地——大桥场

    1935年5月21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部队抵达大桥，在经过额瓦垭口时，受到彝族武装袭击，他们试图阻止红军前进。走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被彝人缴械退回到大桥。红军只得缩短行军距离，严格军纪，原地待命，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对任何形式的侵袭，都不予理睬和还击。

    红军让懂彝语的向导给彝族群众作宣传解释，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各族人民打天下的，此次只是借路北上，决不会与彝族人民为敌。

    此时，果基家支的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也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管家沙马尔各到喇嘛房江家店子探听情况，得知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本着彝族固有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果基约达（小叶丹）与红军工作团的肖华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和交谈。在我党我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果基约达（小叶丹）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和信任，愿与红军刘伯承司令结拜兄弟。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伯承司令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同胞，为了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然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

电视连续剧《彝海结盟》剧照

    1935年5月22日，在位于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按照彝族习俗，刘伯承和果基约达（小叶丹）同饮鸡血酒，对天盟誓，结为兄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刘伯承把一支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约达（小叶丹），果基约达（小叶丹）也将一匹黑骡子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

    彝海结盟结束已是下午5时，当天已走不出百里彝区，先遣部队决定返回大桥。当晚，刘伯承司令在红军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果基约达（小叶丹）叔侄一行。随后，红军把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果基约达（小叶丹）。

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中央军委纵队到达冕宁县城。第二天，红军大队人马从大桥出发，果基约达（小叶丹）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马尔各等送到岔罗。

    在果基约达（小叶丹）大力协助下，红军沿途所过之处，都受到了特别协助，没费一枪一弹，就顺利通过了彝区，直抵安顺场，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粉碎了蒋介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红军最终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军事大转移。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的毛泽东和朱德

    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建立的历史价值

    （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第一支地方民族武装，其历史作用无可替代

    军队是由士兵组成的战斗集体，要组编为一个单位，才容易指挥调动，并且可以计算兵力。军队的编制就是军队组编士兵的方式。虽然“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只是一支彝族家支武装，是一支没有正规军队编制的武装力量，但是，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的第一支地方民族武装，在果基约达（小叶丹）组织带领下，护送红军部队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经过7天7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被视为“畏途”的百里彝区。其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军事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二）“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建立是“彝海结盟”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实践的光辉典范

    2012年12月4日是开国元帅刘伯承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刘伯承之子刘蒙少将、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薛庆超做客人民网，刘蒙详细讲述了被传为佳话的“彝海结盟”的过程。他说，过彝区是中国工农红军，也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民族问题。当年，石达开就是在彝区被清军和彝人一起剿灭的。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方针，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能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反而会激化民族矛盾。过彝区时，刘伯承任先遣司令，非常严格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红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电视连续剧《彝海结盟》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主席时曾对时任西康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廖志高也说过：“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聂荣臻同志在《聂荣臻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先遣队的任务，通俗点说，就是逢敌开路，遇河搭桥，特别是前面将要通过彝族区，一定要将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证中央红军安全顺利通过。中央军委派刘伯承同志来，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当时那个地方的彝族是奴隶制社会，分为‘白骨头’‘黑骨头’，我都是听他讲的。我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对川西北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所知。受领任务以后，先遣队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冕宁，这是一座县城，守敌已经逃跑，监狱里关了不少彝族首领。原来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我们放了他们，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气氛就缓和得多了。有的彝族头头懂得点汉语，我们问他们，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残酷统治，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对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真心对待我们，仍然使先遣队碰到了许多困难；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得当，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彝族区的任务。”

    （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建立是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典型范例

电视连续剧《彝海结盟》剧照：护送红军过彝区

    “彝海结盟”几天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顺利到达安顺场。毛主席和刘伯承见面时，特意给他敬酒表示祝贺。周恩来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主席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③

    果基约达（小叶丹）作为在大汉族主义压迫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不顾个人和家支安危，能够深明大义，毅然决然接受红军的主张，勇敢地站出来，与刘伯承司令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接受“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支队长的任命，带领彝族群众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畔消灭红军、重演石达开全军覆没历史悲剧的美梦。红军走后，国民党要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所谓罪责，他被迫交出一万二千两白银和一百二十头适龄母羊，他的家支和舅子也各交出了一万二千两白银。在这危急关头，他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果基支队的战士们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毁，牛羊被抢劫，却千方百计地保住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果基约达（小叶丹）把这面旗帜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将这面旗帜珍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倍加珍惜，四处转移。在最艰难的时刻，果基约达（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了红军的恩情。他说：“只有共产党和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我信得过，这样有信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哥哥刘司令员。”他妻子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到1952年才将珍藏的旗帜献给了人民政府，这面旗帜作为重要文物，现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果基约达夫人保存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

    四、“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现实意义

    “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的十大史实、红军长征过凉山的三大重要事件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实践的光辉典范，彰显了党的统一战线制胜法宝的威力。“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第一支地方民族武装，是中华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重要范例。研究、宣传“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历史价值、重要意义，对于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华民族在演进过程中，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同，产生相应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民族战争。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

2019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图片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