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六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为湘鄂西的革命运动打开了新局面。由于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红二军团在战斗中失利，被迫撤离洪湖苏区，来到湘鄂边界，在深山密林中跟敌人兜圈子、打游击。

    1931年3月底，红二军团到长阳枝柘坪休整并召开会议。部队根据中央指示，将红二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第7、第8两个师，另将洪湖苏区部队编为第9师，选出邓中夏、贺龙、柳克明、孙德清等7位干部组成红三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枝柘坪会议上，制定了“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进通宜(昌)、沙(市)联系洪湖的北渡军事计划。”

    4月初，红三军根据枝柘坪会议决定，开始北上。下旬，他们到达保康的马良坪，准备在马良坪开展地方工作，期望重建荆当远根据地。但计划很快被敌人察觉，敌人遂集中51师范石生部、69师赵冠英部、教三旅郭勋部共计10余个团兵力，从远安、襄阳、谷城分头向马良坪合围，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远安、南漳地区。5月11日，各路敌人开始向马良坪进剿。红三军迎敌，激战一天，未将敌击退。次日晚，贺龙率部向北突围，8师24团在激战中被敌人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该团在许光达率领下向西突围，几经周折进入房县九道梁一带打游击。5月13日，在贺龙率领下，红三军7师、8师主力，从保康马良坪突出重围后，经歇马河进入湖北谷城境内，沿紫金的玛瑙观、官坊、财神庙、旋风山进吊楼子，过白峪沟、柳树沟，翻越母猪垭，然后下百梯，于5月15日上午，抵达谷城的观音堂，会合了鄂豫边特委领导的薤山游击队。         

    议定发展壮大薤山游击武装

    当时的薤山游击队在谷城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大队长傅春泉、副大队长李陶庵等将游击队搞得异常红火，他们打土豪、杀官府、捣毁民团武装，深得谷城群众拥护。当他们得到贺龙领导的红三军7师、8师主力到达观音堂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当即赶往紫金大观音堂，向红三军汇报情况。

    薤山游击队见到贺龙后，将这几年谷城革命发展的历程、规模以及组织的打土豪、杀官府、捣毁民团武装、应对敌人围剿的事一一向贺龙做了详细汇报。贺龙听后甚是欣喜，给了游击队很高评价。当即决定召开会议，发展壮大这支队伍。

    在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薤山游击队是支卓越的队伍，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队伍的作战素质、作战技能和作战经验仍有所欠缺，对此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并拿出了具体方案。

    会议形成决议后，便向邓中夏、孙德清、柳克明等军部其他领导做了汇报，得到一致认可。

    惩治反动恶神甫

    沈垭天主教堂位于谷城县西南山区，地处紫金大山之中。这里的神甫，名义上在传教，实际上是一伙土豪劣绅。他们和当地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对人民进行欺压。在法律上他们包揽诉讼，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他们拥有武装和土地，还将土地租给佃户租种，但租额十分高，每遇到灾年，农民交不起租时，他们便实施酷刑。轻者，拉到堂上以“对上帝不忠”为由打板子；重者，请武装保卫团出动进行抄家和捆绑拘押。他们还利用给当地群众治病和洗礼为名，奸淫妇女。在政治上他们仇视共产党，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到处造谣惑众，诬蔑工农红军是“共匪”。

    5月15日，红三军进入谷城后，便按照中央精神，在薤山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当时天主堂年有400石租，按类划分属于大地主行列。红三军便衣队长李剑如了解情况后，便带着30多名战士前往通知征粮，让天主堂交出2500斤粮食。

    反动神甫得知红三军前往征粮的消息后，反映异常。华籍司铎胡世光跑到天主堂的大厅里大声呼喊：“大家不要惊慌，土匪马上就要到了，他们来不是为了消灭我们，而是想向我们要粮食。我们能给土匪提供粮食吗？”众教徒听了胡世光的蛊惑，齐声说道：“不给，不能给！”接着胡世光又说：“既然不答应给，那我们怎么办？”众教徒马上又和道：“拿起枪来对抗土匪！”在一番煽动吆喝后，胡世光号召教徒们，以防土匪为名拿起枪进行武装反抗。

    红军到了天主堂后，为了不打扰教堂秩序，只带了一个战士跟随进入，其他的都在外面等候。进得教堂后李剑如便迎面见到了胡世光、郭登瀛两名司铎，他便向他们宣讲党的有关政策，两司铎听后，狂笑起来，叫嚣道:“谁承认你们政党？我们只相信国民党政府。你们是土匪，粮食我们是不会给的。”说罢，得意地想要离开。看到两司铎如此无理，李剑如的跟随便摸枪准备给予教训，他的枪还未掏出，四周埋伏的教徒便持枪走了出来。

    李剑如见教徒持有枪支，便教训说：“作为教堂，为啥还持有枪支？”胡世光狡辩道：“咋啦！我们拥有枪支还需向你们土匪报告？我们拥有枪支是合法的，我们的枪是护堂用的。”

    李剑如看到神甫们如此嚣张，当即指挥红军战士把反动神甫围困院中进行搜枪。胡世光、郭登瀛、陈荣藻见红军战士入室搜枪，立即下令开枪射击。看到神甫们持枪反抗，李剑如当场将胡世光、郭登瀛、陈荣藻3名华籍神甫击毙。其他的神甫看到情况不对，当场缴枪投降。红军战士遂逐室搜查，共搜得意式步枪17支、子弹3箱，并将范齐黎等5名外籍司铎逮捕押到观音堂。

    16日，红军号召周边群众前往观音堂，当场把天主堂的粮食全部分了，把家具也分给了周围的群众。

    事后，红三军从观音堂出发，贺龙亲自出面给神甫训话，要求他们遵纪守法，恪尽职守，不要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并希望5名外籍神甫写信给天主堂交出所有枪支。再后，他们又活捉了老河口去沈垭天主堂的意籍主教恩x和院长格加齐。红军让恩、格2人交出全部枪支，然后将全部人员放回，但遭到了拒绝。红军为了惩治这些神甫，将7名神甫全部带走押到房县，进行了一番训诫后把他们放回。

    奇袭石花街借机发动群众

    石花街位于均县、保康、房县和谷城交界处，是通往豫鄂川陕的咽喉，也是红军到达鄂西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为了防范红三军途径，特在此设置了一个保安团驻守。

    1931年5月16日凌晨，红军便衣队长李剑如接受攻打石花街的任务后，即按行动计划率便衣队连夜向石花街急进，负责侦察该地敌情并配合主力拿下石花街。

    行军途中，便衣队从群众中了解到石花街上最近加强了防卫，来往行人都要严格盘查，没有路证不得出入的情况。李剑如当即决定化装成猪贩子混进镇内，摸清敌情，做好内应。进入石花街后，李剑如派出两名便衣队员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自己带着便衣队员在抚州馆对面的一家茶馆里分散坐下。茶馆离敌人团部很近，既便于观察敌人动向，又能控制有利地势，封锁敌人大门。上午10时许，李剑如发出信号，便衣队便在石花街与国民党郧属保安团展开了巷战。与此同时，红三军7师19团、20团，第8师23团和军部教导团共计4个团的兵力沿石花的西河、苍苔、狮子头一线，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不到一个时辰就结束了战斗，占领石花街。这次战斗，共击毙敌人30多人，生俘30多人，其余的敌人仓皇逃窜到谷城县城。战斗中，缴获机枪2挺，步枪60余支。

    战斗结束后，红军和游击队就领导群众在沿街没收大资本家和土豪劣绅的钱财物资分给群众。土豪劣绅对此恨得要命，在刘茂盛家收东西时，豪绅们派屠户陈治朝到群众中散布谣言，说“你们是二道子土匪，大土匪回来了要跟你们算账的。”此谣言一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都被吓跑了。

    红军当场掌握情况后当即将陈治朝捉住，为了鼓舞群众的斗志和勇气，第二天在石花召开了群众大会，将在石花战斗中俘获的团总程禹嗣、教练张炳珊、煽动民心的陈治朝一同正法。同日，8师师长王一鸣在石花天主堂召开千人大会，会上宣传了红军宗旨，并把食盐、香油、布匹等物资分给了群众。另外，红军还把不法劣绅，铲共义勇队队长赵梦云、小诸葛张雨门、屠宰局局长张寿先等先后正法。后又派出红军便衣队惩治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杀了新店等地的劣绅李国瑞等人。

    红军为了进行广泛宣传和离间国民党的官兵关系，还在街头张贴了宣传标语和一些打油诗。其中一条为：

    长官有钱吃花酒，士兵吃饭钱没有;长官有钱嫖姑娘，士兵穿的破衣裳;肩负长枪去打仗，为谁辛苦为谁忙;不发钱大家吵，不发鞋大家跑;不发饷不干了，找出路红军好。

    红三军政治部宣

    另外，还张贴署名红三军军长贺龙和政委邓中夏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布告》，布告大意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允许商人自由贸易”“镇压土豪劣绅”等。

    红军攻占石花街消灭保安团、打土豪的斗争得到了石花街周围群众的积极响应，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赶到石花街来参加斗争，没收和分配土豪劣绅的物资，许多群众踊跃送子参加红军。

    夯实开辟鄂西北根据地基础

    红三军进入鄂西北地区后，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为了开辟新的苏区，鄂豫边特委和红三军前敌委共同研究，决定红3军主力暂时留在均县、房县、谷城一带，创建“豫南、鄂北、鄂西的进攻根据地”。他们将此想法向党中央做了请示，后党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做了回复，回复的信中表示，由于洪湖苏区发生水灾，红三军可暂缓回洪湖苏区。

    根据上述情况，红三军前委在石花街抚州馆召开会议，会议由邓中夏主持，贺龙、柳克明、孙德清等参加。会议决定：占领均县县城，创建以均县为中心的包括房县、谷城、保康、南漳在内的鄂西北根据地(由于多种原因，后来未能实现，而是以房县为中心)，并部署了创建鄂西北苏区的具体计划和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