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和31日笔者分别见到88年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使用过的《土地税纳税证》连体票。品相虽然不太好，但价格却一万元买不到三张。还有更可惜的是票面上都写了“作废”二字，且还是撕开后再粘贴回去的。即便这样，笔者还是解囊把它们都留下----因为少见，因为它还留有不解之迷。

图1：兴国县东村区坝子乡本应出具给高山村李铭传的《土地税纳税证》

图2：兴国县东村区坝子乡本应出具给高山村李章达的《土地税纳税证》

    图1和图2二张《土地税纳税证》连体票，制式是按照“中央制定样式自行设法印发”的。根据当时条件，大多都是用木刻印刷方式印制到当地产的毛边纸上。大小规格，二张连起来大概约18.8/18.6CM左右。

    上述二张《土地税纳税证》，本应出具给兴国县东村区坝子乡高山村村民李铭传和李章达的，但均因“作废”，而留存于乡苏政府保管。填写证明的时间是1933年12月2日和3日。

    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一、为何要“作废”。二、为何“作废”还找不到原因？

    大凡有点财务知识的人都知道，财务票证“作废”的原因有很多，对“作废”票证的管理要求与一般票证的管理要求有较大区别。

    早在1932年7月13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就《土地税征收细则》中就明确规定过：“收据绝对不能扯去一张，如写错了，可另外再写过一张，不过在那张写错了的应写‘作废’，仍把那张存留在上面，如果发生扯去情事，以舞弊贪污认罪。”虽然这只是针对各税委会依据各区、乡出具的《土地税纳（减、免）税证》而出具的《征收土地税收据》而言，但因为它是一个连贯的征纳税流程与体系，因此，具体做法均应照此执行。

    但上面二张“作废”原因，图2这张，笔者因智力和学识有限，始终分析不出来，请读者帮帮忙，看看是何原因？

    图1“作废”原因很清晰：应税人联证明：李铭传，成份贫农。该乡每人平均分田6担，今年收获7成。李铭传全家2人，共分田12担，折实谷84担，税率为百分之五一，因此，“应纳税谷”X十三斤（苏州码子，即43斤）。但存根联“应纳税谷”则写成22斤，且有涂改。显然是笔误所致而“作废”。

    但图2，却找不到其“作废”的原因。李章达，成份中农。因与李铭传是同村人，人均分田6担，收获7成。因其家有4人，共分得24担，折谷16.8担，税率五三，应纳税谷89斤。应税人联与存根联内容无误，且无涂改痕迹，为何要作废？

    据现有的收集的史料，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28日颁发《暂行税则》后，对税则进行了三次大的修订。第一次是1932年7月13日，对《暂行税则》作了修订，并配套了《土地税征收细则》；第二次是1933年9月27日颁布了修订后的《土地税征税细则》；第三次是1934年8月1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税免税暂行条例》。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李铭传的税率是百分之五一，而李章达的税率却为百分之五三。是不是适用税率有误导致的“作废”呢？

    不错，笔者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甚至还想过，可能因二人的成份不一样，税率也不一样。写错了税率或填错了成份，因而导致“作废”。

    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与地主，是当时划分的五种阶级成份。税率也是按这些成份来划定：“雇农及分得田地的工人一律免税”；贫农与中农同属于一个阶层，因此，几次税率调整，他们均属于一个应税对象。当然，富农则要高出许多。

    如果不是手头有套《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资料，笔者还真以为在某一时期把贫农与中农分成了不同的应税对象。但也正因为查证李章达纳税证的“作废”原因，笔者在阅读《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时，发现编辑者对1933年9月27日，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地税税率表之解释》发文时间“初步判定为1932年”，故而把它纳入第6卷而没归入第7卷作为《土地税征收细则》的附件，是错误的。

    1933年9月27日，中央政府颁发了修订后的《土地税征收细则》①，同时附上了《土地税税率表之解释》②。这次修订，除仍然“按照各人分田多少来决定税率轻重”外。另有一个明显特征，即“按照分田人口多少（分田后新生或死亡的不同）来决定税率之轻重，即分田同样多少的地方，少人分田的税率轻，多人分田的税率重”。文中还举例说：“如同样分5担田的地方，一个人的税率百分之六，两个人的税率百分之六点一，以上每多一人税率累加百分之（零）点一（即每担加收1合），但到了七个人以上的家庭，则每加一人税率累加百分之（零）点二（即每担加收2合）”。为何要这样修改，文中解释道：“这是因为人口更多的人家耕种上比人口少的人家成本更轻，收获更大的缘故”。

    有此《土地税税率表之解释》，就不难理解李铭传和李章达二家为何税率不一致的原因了。无论贫农、中农，其应纳农业税的税率是一样的，差别是人口多少的原因。他们是同一个村的村民，每人平均分得6担田，当年收获7成，折成实谷为4.2担，对应的税率为百分之五。李铭传家分田2人，故税率加零点一，为百分之五点一。李章达家分田4人，故税率加零点三，为百分之五点三。

    有读者还会问，你讲了一大通，结果还是没有找出李章达纳税证的“作废”原因。对，笔者虽经反复揣摩，但仍不得其解，不然题目为何会叫“不解之迷”呢？

    还有的读者会问，不就二张“作废”了的中央苏区时期的纳税证吗，是红色文物就行了，花那么多精力，弄那么细致有意义吗？

    首先，摆弄清楚文物的来龙去脉并与历史相沟连，是收藏人防假、辩伪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是臆造、变造的纸质文物，更容易混淆视听。凡是收藏人，都为此“打眼”过。

    其次，收藏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保护历史稀缺品和通过它来无限地接近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听说过“缺角大齐”价值连城的故事吗？无非是一枚“有残缺的方孔钱”而已，何以值钱？一是物以稀贵，据说存世只有四枚；二是藏家大咖对该钱币是南唐开国皇帝徐知诰所铸，还是由造反名家黄巢建大齐政权时所铸引发争议，在业界产生了巨大的流量，引发关注；三是文物背后其他吸人视听传奇故事。

图3“缺角大齐拓片（来源于网络）

    再次，通过追根溯源，笔者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制定的这种征税方式对于当下仍有其科学和合理之处，如果笔者是财税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或参与者一定会加以借鉴。有人会反驳说，什么时代了，现在农民耕田不仅不要交纳农业税，政府还有补贴了。诚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成功了，我们国家有能力反哺农民了，是应该的，这也是革命的目的所在。但笔者说的是借鉴，不是照搬照抄。比如说，如今有些农民的后代们，拿着国家的补贴，却荒芜掉他们的前辈们为之浴血奋斗而来的大好良田，你说要不要开征“良田荒芜税”，要不要按老祖宗的规矩“按照分田人口多少来决定税率之轻重呢”？当然，客观上还存在农产品价格太低，国家尤其补助到个人，还不如提高保护价。

    此外，“作废”票证肯定稀少，没有此“作废”二字，就很难见到连体“纳税证”。其它“减、免税证”是一式三联的横联式，唯独“纳税证”是一式二联的横联式。因此，准确地说，它不叫“连体票”，而应叫“一式票”或“一套票”，关键是一式几联是否完整。

    下面就是一张罕见的没有“作废”二字的《土地税免税证》存查联与证明联。可惜，它还不完整，还少了一联。

图4：会昌县踏迳区岗乡出具给第二村刘德仁的《土地税免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