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司令员1940年8月赠送给父亲的照片

    20世纪的中国，历史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这样的时代伟人。在伟人周围聚集了灿若群星的人民英雄、民族精华和新中国的栋梁。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充分体现了潮流所趋，深刻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要求，构成了中国历史变革的缩影。因此，撰写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远超过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

    孙毅将军曾经说过：“我党我军是非常重视办学培养人才的。可以说是建军就办校，办校来建军。”还说过“可当今反映院校的史书并不多，远不及黄埔军校史，其原因除当年在游击战、运动战的环境，没有一个安定办学的条件保存资料外，就是当今我们对院校史料的发掘、研究、宣传和弘扬也很不够。但对我军是怎么在建军之初通过院校培养一批一批建军治军作战人才的，是怎么通过他们提高部队整体军政文化素质、提高战斗力、导致革命胜利的却知之甚少，更不知办校的默默奉献者。”

    从红大、抗大、军大到和平时期的军事院校，都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政干部的大学府。刘清明将军不仅是从中国革命的战火硝烟中逐渐锻炼成长的一员名将，而且一生亲历了我军各个时期军事教学工作，为我军造就和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成为新中国军事教育界的卓越代表，被誉为我军办学的“四代元老”。（引自《闪亮的红星——中国工农红军院校及其办校人》，苏士甲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因此，该书拟借父亲刘清明的军事生涯，真实而生动地记叙主人公从一个乡村穷苦孩子成长为共和国开国将星的传奇故事，不仅留下他真实感人的战斗历程，留下他转战南北、建功立业的工作痕迹，留下对他深深怀念和回忆，同时记录我军教育事业的光辉历史，彰显我军教育在战争与和平年代所发挥的作用，从中可了解一些我军教育事业的辉煌业绩，牢记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恢弘史诗和奋斗历程。

    父亲是湖北省汉川县人，1914年2月出生。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由于表现突出，参军5个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学校的模范生

    不久父亲又被推荐上了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时校长兼政治委员是叶剑英。该校是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从军内外、党内外集贤纳士，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专职或兼职教员，军事教员有左权、陈赓、韦国清、粟裕、郭化若、伍修权、庄田、阎杰三等；政治教员有董必武、瞿秋白、蔡畅、康志强等；文化教员有韩振纪、孙毅、李达夫等，特别是军事教员，既有国内一些著名军校如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有外国军校的毕业生。

    因此，在当时的“红都”瑞金，乃至整个中央苏区，红校无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教学方法，还是文化、体育生活，堪称一支示范性的干部队伍，同时也是培养和造就政治坚定、英勇善战的各级指挥员的摇篮，它在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永不褪色的光辉。（引自《院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学校视察，看了学校的军事表演后，高兴地说：“这所学校比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办得还好，红军有这么一所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后来他几次专程到红校讲课。（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一卷）

    父亲聪明好学，刻苦认真，不仅自己学习优异，他带领的班成为模范班，在全校的军事演习中表现突出，受到嘉奖。

    校长陈赓说父亲课讲得很好，长征时父亲被选进“干部团”

    其后父亲被举荐为彭杨红军学校步兵连长兼军事教员，时任校长是陈赓。他经常深人课堂指导教学，说父亲军事战术课讲得很好，十分赞赏。从此，父亲开始了他的军事教育生涯，尽管能到野战部队去真枪实弹的战斗、工作，一直是他的夙愿，但是他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几十年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中，勤勤恳恳为工农红军和中国军队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干部，为军事教育事业奉献了他光辉一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父亲被陈赓团长挑选入“干部团”。在陈赓团长的直接指挥下，“干部团”一方面，担负着保卫中央和军委机关安全的任务，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了多次著名战斗：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突破乌江、血战土城、攻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四渡赤水、夺取金沙江渡口、拿下通安镇、强渡大渡河，每一次战斗对于亲身参加者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父亲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置生死于度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经受了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干部团”仍与原来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的性质和任务相同，父亲同全体教学领导干部一起，边行军、边战斗、边总结汲取实战经验，边进行教学，以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这是古今中外军事教学的独特方法。

    在红军大学的教学经历

    长征结束后，中革军委决定将干部团与陕北红军驻瓦窑堡干部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治委员宋任穷（后由袁国平接任），政治处主任莫文骅，训练处处长郭化若。学校驻永坪镇，距瓦窑堡约20公里，辖步兵营、特科营、地方干部营，学员共460余人。

    当时学校步兵营营长是谭希林，政治委员是韦国清。辖两个军事连、一个政治连。父亲任步兵营2连连长兼军事教员，政治指导员是龙福才。该营的主任政治教员是张震球、政治教员有邱一涵（袁国平政委的夫人）、杨兰史等，军事教员还有谭希林、阎捷三等。

    中央红军刚到达陕北时，陕北物资极为匮乏，吃、穿、住都很成问题。来自南方的同志们初到陕北，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患病者日益增多；没有棉衣，只穿单衣单裤；由于药品在长征途中消耗殆尽，瓦窑堡一时无法采购到，不少学员因病不能参加学习训练，个别人甚至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尽管如此，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无论是办学规模和教学设施，还是教学内容与教学质量，都代表了当时红军院校建设的最高水平。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更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大学挂牌后，首要的任务是招生。2月，学校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的名义联名发出招生布告，欢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爱国志士和抗日游击队干部报考，并明确提出了办学宗旨。布告发出不久，学员很快就增加到1000多人，是原来的两倍半。当时学校地处黄河、沙漠包围之中，地瘠民贫、交通闭塞，原本缺乏的教员、教材、器材问题，扩招之后矛盾更加突出。面对困难，学校发动教职学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制作单杠、双杠和木马，制作沙盘、烟幕弹……这些器材虽“土”，却经久耐用。教员不够，学校规定有教学能力的校领导和营连干部都要兼任教员并讲课。

    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征时，父亲任抗日红军大学东征纵队参谋长，率部配合红军主力。在毛主席的亲自统帅下，东征两月余，转战山西20余县，取得重大胜利，对钱粮的筹集、部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均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大改善了红军的经济状况和提高了红军的作战能力。红军东征无论在政治上、军事战略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上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保存了抗日的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东征纵队返校后，刘清明上调到大学步兵营营部担任主任军事教员。

    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在瓦窑堡扩大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有计划地为党迅速培养大批有马列主义水平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干部。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红大”的政治委员。于5月13日至15日在陕北延川县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各部队党委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毛泽东亲自点将，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红军大学的主要干部：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部长，杨至诚为校务部部长。

    红大编成三个科。第一科为高级指挥科，由陈光、罗荣桓分别兼任科长、政委。该科学员均为师团以上高级干部，平均年龄不足30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几乎每人身上都有几处伤疤。他们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刘亚楼、耿飚、张爱萍、赵尔陆、王平、苏振华、陈士榘、童小鹏、莫文骅等，共39人。第二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负责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

    第三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训练部部长郭化若，主要是训练连、排干部，共800人。全校学员约1100人，这些学员大多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骨干。第三科下设步兵和地方干部两个营。父亲是该营的主任军事教员。

    刚复建的红大规模较小，专职教员不足，于是邀请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到此兼课或作报告。毛泽东带头，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都来讲过课或作过报告，同时，中央和军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常来讲课。这样，就克服了办校初期缺少教员的困难。

    毛泽东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不仅经常挤出时间到抗大兼课或作报告，他们对抗大的教学工作也十分关心。父亲所在的三科步兵营下辖三个学生连，学员均是部队抽调来的连以下军政干部，工农出身的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其中有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对此，毛泽东特地对三科教学计划作出批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看书、看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

    1936年6月1日，在红军院校史上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毛主席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任务，并特别指出开办红军大学的方针。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第一卷，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他最后充满感情地说：“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的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毛泽东几次讲话都把红大比喻为黄埔军校，表明了他对红大殷切的期望。

    当时，抗日红军大学所在的瓦窑堡虽地处苏区后方，但并不安静，时常遭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部的袭扰，是国民党军“进剿”的中心区域。红军主力部队此时正在甘肃洪德、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地区进行西征战役。父亲所在的三科步兵营理所当然地就成为瓦窑堡的战斗部队，担负起警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以及保卫该镇安全的任务。

    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86师一部突袭瓦窑堡。当敌人由安定县向瓦窑堡疾进时，驻在其附近桃园的地方干部营，由营长谭希林率两个连迎敌展开激战。敌强我弱，谭营长身负重伤，部队撤至有利地形据守待援。周恩来紧急部署红大三科步兵营出城增援。韦国清带领父亲所在的步兵营反击敌人，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韦国清也负了重伤，加之敌众我寡，缺乏弹药，是地方干部营和步兵营交替掩护迟滞敌人，才保障了中央首长和首脑机关向保安县城的安全转移。这次，“红大”为保卫中央首脑机关向保安县城安全转移，立了一大功。

    事后，毛泽东、周恩来发电，令袁国平政委率“红大”第三科也开往保安城。在保安城，父亲和全校教职员工一起，拔除杂草、清扫羊粪、填压沟坑、搬走石块、修通道路；自己编织草帘、挂上门窗、垒上土墙，把废弃的庙洞畜棚改造成简陋的校舍和课堂。在破烂不堪、荒无人烟的寨子山，又重建了一个新型的“红军大学”。毛泽东对把石洞改为“红大”新校址非常满意。

    校舍尽管简陋，教员却是第一流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徐特立、杨尚昆、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红大讲过课或作过报告。毛泽东的经典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即是在红大讲课的提纲。他每次到石洞去讲课也都是步行。

    第3科下设步兵和游击两个营。步兵营陈士榘任营长，韦国清任政委，父亲任主任军事教员。刚复建的红大规模较小。学校的领导干部大多由学员兼任，林彪兼校长，罗荣桓、罗瑞卿、莫文骅等既是领导干部，又是学员，边学习，边工作。专职教员不足，邀请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兼课或作报告。毛泽东同志带头，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都来讲过课或作过报告，同时，中央和军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常来讲课。这样，就克服了办校初期缺少教员的困难，不仅坚持了教学，而且机构精干，教学效果也比较好。

    父亲和3科初到木钵镇时，当地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建不久，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他们立即行动，帮助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健全组织、整训游击队，成立地方工作组，还与陕甘宁省军事部两个地方团合编成陇东环县游击支队，积极做东北军、国民党地方军、地方开明绅士以及哥老会的统战工作，打击地主恶霸，保卫苏区人民，成为环县地区一支活跃的红色武装。

    经过父亲和3科一段时间的努力，木钵一带的军民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群众由不敢接近红军变为敲锣打鼓欢迎红军，由不肯出卖、借用物品变为主动拿鸡蛋、猪肉慰问红军。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为便于统一训练与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合并三个方面军的学校。11月24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到保安，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合并，上级指挥科、青年队与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到木钵镇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合并，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2步兵学校（简称“第2校”），受军委直接领导。刘伯承为校（师）长，袁国平为政委，张际春为政治部主任（1926年加入共产党）。这支队伍共约2000余人，校址仍在甘肃环县木钵镇，是当时陇东地区红军的主要力量。

    原父亲所在的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编为该校第1团。韦国清在保安红军大学高级科学习不到两个月，即被调任第1团团长。团下辖4个步兵营共14个连，父亲为第1团步兵营主任军事教员。

    1936年12月26日，周昆、袁国平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2校（对外仍称教导师）向合水县庆阳镇转移。庆阳是联结陕、甘、宁三省的要地，人称庆阳府，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古老的山城。分为老城和新城，两城相距约50多米。校部就设在庆阳新城。父亲随第2校到达庆阳时，被任命为第3团副团长。

    抗大第2校能在比较安定的庆阳正规地办学，比战争中游动办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为我党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不少人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和新中国建设的栋梁。

    1937年1月，在保安的抗日红军大学第1、2科随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机关迁往延安后，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陆续抵达延安。

    1937年1月19日，中革军委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同时，抗大还设立了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充实调整了领导机构。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任政治部副主任。

    抗日红军大学更名后，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2校亦随之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2校（对外称“教导师”）。第2校下辖3个团（均为小团），每团4个连。学员基本是连、排干部，只有骑兵连有营、团干部。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父亲时任第3团副团长兼主任军事教员，又是党分总支部的支部委员。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期的学员，也随之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一期学员。

    这时候，抗大第2校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这样，抗大第二期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部。大学部设在延安，共有14队。第1队队长陈赓，第2队队长倪志亮……附属步兵学校仍然在甘肃庆阳。

    1937年4月，父亲升任步校第3团团长兼主任军事教员。7月，袁国平校长组织学员进行实弹射击后，高兴地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汇报，这次实弹射击“成绩得到空前未有的优良，两个连命中达100％。以上成绩证明，步校采用射击瞄准、击发要领等教学是进步的，希前方亦能够推进”。步兵营取得这样卓有成效的好成绩，与父亲和其他军事教员平时耐心讲解、亲自示范是分不开的。作为主任军事教员的父亲精心组织教学，功不可没。步校军事教员的声名鹊起，闻名遐迩，个个都是‘宝贝’。

    步校结束时，延安来电，步兵学校一批干部要选调到延安抗大总校，特别是军事教员不得分散调离。可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蹂躏、烧杀掠夺，父亲义愤填膺，多次提出申请，希望能到作战部队直接参战，却终未被批准。

    在抗大总校的擢升

    1937年8月，父亲被调到延安抗大总校任军事教员。当时，抗大第三期刚刚开学，抗大工作由教育长罗瑞卿和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主持，胡耀邦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三期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高我军高级干部的军政素质和教育好知识青年，培养和造就更多的抗日骨干。第三期共招收学员1272人，其中知识青年477人。根据该校的教学任务，全校编为3个大队。

    第1大队为军事大队，韩振纪任大队长、庄田任副大队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辖第1、2、3队。第2大队为政治大队，苏振华任大队长，辖第4、6队及一个女生队。女生队是红军女干部与知识青年混编，其中有贺子珍、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等20多位红军女干部。其余5个队均为红军干部，共616人。其中第2、4队大多是原红军的军、师级干部，如王树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许世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李志民（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洪学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李天焕（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等。第3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刘忠任大队长，李干辉任政治协理员，辖4个队。

    抗日军政大学人才济济、藏龙卧虎，选调的是最优秀的干部办学校当教员。抗大历任的领导干部，诸如刘伯承、徐向前、罗瑞卿、莫文骅、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等，都是建党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仅久经斗争考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政治思想敏锐，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办学经验比较丰富。其中，有些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都担任过高级指挥员；有的精通英语、法语，还会讲俄语、西班牙语；此外，担任具体教学工作的同志中，也有许多不可多得的人才，才华横溢。

    另外，聘用校外的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作为兼职教员，如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都是20年代或30年代初在理论界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人士，由他们兼教，讲课内‘容既充实又深刻。这些具有相当理论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分子，被选拔、调任为抗大的管理和教学人员，构成了抗大建设的核心力量。

    父亲刚到总校时任抗大第1大队3队军事教员。大队长是苏振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政治委员是胡耀邦。从原来的团长和主任军事教员改为普通的军事教员，父亲毫无怨言，仍然满腔热忱地工作。

    抗大第三期学员激增，校舍困难。教育长罗瑞卿动员向老乡学习挖窑洞的技术。父亲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挖掘窑洞。经过两个星期的突击，在凤凰山的山坡上共开辟出170多孔窑洞，可供近千人使用。

    父亲在抗大总校工作一个月后，任1大队1队的队长兼军事教员。该队多数学员是我军的师、团级干部，有的学员职务比父亲都高，如：成钧（1955年授中将军衔）、赵启民（1955年授中将军衔）、陈先瑞（1955年授中将军衔），这些学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不同部队，但都尊重领导和教员。他们肯于动脑钻研，经常在课堂内和闲暇课余提出一些出其不意的问题。父亲潜心揣摩、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办法解决教学中的困难，以便进一步提高学员的能力和水平，如射击课，他要领讲得明白，示范到位，措置裕如。在抗大进行的打靶比赛中，他的队一举夺魁，取得全校第1名的成绩，获得奖旗，由此，父亲在抗大名声大振，崭露头角。聂凤智上将向他人介绍父亲时中、总是谦虚地说：“我是他的学生，他是我在抗大学习的老师，是一位老教育家”，此话或许据此事而来。

    1938年1月28日，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许光达任训练部部长。

    第四期开学后，抗大大队以上的领导人是：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兼），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许光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秘书长欧阳毅，训练部部长陈伯钧（黄埔六期学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学校的机构也进一步得以健全，校部与教育委员会同级，校部由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负责。校部下设秘书处、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训练部下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编译科、技术科。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秘书科。校务部下设卫生科、管理科、供给科。（引自《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第56页。）

    3月，父亲任第3大队3队队长，大队长是方正平（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6月任主任军事教员。7月，抗大为了提高教员和学员的组织指挥能力，举行了有1400多人参加的军事演习。历时7天的演习使学员开阔了眼界，初步掌握了组织演习的一些基本要领，同时也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演习后，父亲在全校受到表彰。

    父亲能够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身边工作，又能聆听他们亲自授课和教育指导，边工作，边学习，受益匪浅，进入新的思想境界，教学能力及水平迅速提高。

    1938年年底，父亲调第1大队任副大队长兼主任军事教员，不久，晋升第1大队代理大队长。一起工作的还有：聂凤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海涵（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四期抗大总校共有14个大队。全校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共23人，军事教员和军事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政治助教128人，专职文化教员12人，全校总计有专职教员253人。

    1939年1月28日，抗大总校第五期开学。第五期共培养学员4962人，是抗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期。学校训练部仍下设4个科（教育、政治、技术、编译），父亲任总校训练部教育科长。教育科长负责全校的教育组织实施工作，接触范围广、工作重要、责任大，需要有通观全局的能力。父亲在抗大的较短的时间内，从普通军事教员脱颖出任主任军事教员，队长、副大队长、代理大队长到十分重要的军事教育科科长职位，可见学校领导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1939年7月，抗大总校奉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与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一起深入敌后办学，共5000余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为迷惑敌人，对外改称为“八路军第5纵队”（后来又改称“青年纵队”）。

    第5纵队的领导，由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由陕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合编）主要领导担任，总校副校长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校长任纵队副司令员。成仿吾是颇有名望的文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抗大总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他是我党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和杰出的教育家，资历很老。训练部部长王智涛为纵队参谋长。秘书长欧阳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纵队副参谋长，父亲任纵队参谋处处长。（摘自欧阳毅：“回顾抗大总校——抗大的教育机构及其领导人”，在纵队几个负责人中，父亲年纪最轻，资历最浅。

    为便于行动和行军组织指挥，原来的抗大大队、支队、学员队、区队依次改称为团、营、连、排。第1团由1大队长苏振华任团长；第2团由2大队长郭林祥任团长，该团下编有女生队；第3团由3大队长刘忠任团长；第4团由4大队长罗华生任团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

    这么远的路，这么多的人，还要通过敌人一道一道的封锁线，对于纵队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如果这5000人是战斗部队，问题也不大，却偏偏是没有多强战斗力的男女学生，武器陈旧，队伍庞大，人员众多，虽然他们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但是没有行军作战的经验，面对强敌层层封锁和设卡困难重重。

    8月上旬，纵队分成3个梯队。这时，华北联合大学改称“独立旅”，成仿吾校长兼任旅长和政治委员，纵队参谋处处长的父亲任该旅参谋长。3个梯队相继从延川、延长一带出发向北挺进，经清涧、绥德、米脂等抵达盘堂渡口，分批乘船渡过黄河，到达黄河东岸山西兴县的黑峪口。
纵队在罗瑞卿副校长带领下都顺利通过敌同蒲路封锁线，经过几天强行军，终于在9月下旬相继抵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麒麟园一带，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在途中消灭抗大的企图。

    这次历时两个半月的“小长征”，途经陕西、山西、河北3省25个县，先后渡过黄河天险，翻越吕梁山、云中山、太行山，徒涉水流湍急的滹沱河，穿过据点林立的敌占区，突破日伪军严密设置的封锁线，行程1200余公里，使抗大师生在“小长征”的实际战斗中得到历练。这对抗大师生来说，可称得上是伟大的壮举。

    肩负重任加强抗大分校办学

    1940年4月，根据中央把抗大办到敌后去，挑选优秀的能独挡一面的干部加强各根据地的分校建设的指示，父亲被任命为抗大第一批（第二批派遣华中的大队长是洪学智）派往华中的派遣大队大队长，政委是李干辉，率抗大总校校本部200多名教职员，这些干部均有一定工作经验，按专业上岗都能很快适应工作。另外有少部分是从抗大1分校抽调的干部。比如我的母亲方坤，受其哥哥方运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2年9月在随红四方面军进川途中牺牲）革命思想的影响，早在1938年4月学生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夙愿，1939年春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个人安危，放弃考名校继续深造的愿望，投奔抗日军政大学的队伍，她背井离乡，冲破重重阻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抗大1分校。毕业时，她主动申请到艰苦的敌后工作。1940年3月，经何长工校长特批，母亲调入总校，成为第1华中派遣大队的一员。除大队机关外，还组建了一个学生中队，其中多数是抗大总校第五期毕业生，也有部分新任职的在职干部。父亲带领这支部队，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冲破日伪重重封锁，无一减员到达豫皖苏边区新成立的“抗大4分校”，受到表扬。

    四师司令员彭雪枫兼校长接待了父亲，对父亲说：“你们都有长期办学经验，文武全能，现在来了，可以发挥你们的特长，增强了办学的力量，学校就更有条件办好。”，所以他把“抗大4分校”的工作交给父亲十分放心。父亲先后任该校副教育长、教育长、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

    敌后根据地办学，所处环境十分险恶，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父亲直接领导、组织和指挥了“抗大4分校”粉碎敌伪“扫荡”和封锁、淮上地区苗庄“五三”战斗，淮北地区的防务，在反顽斗争中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1941年6月，在抗大5周年总结大会上，4分校和父亲都受到表彰。

    如愿以偿

    1943年7月，父亲任9旅参谋长兼淮北军区第1军分区参谋长，曾指挥部队攻击安徽宿迁、泗宿地区之敌，攻克洋河镇，强袭八里庄大圩寨和小圩寨之敌的战斗，以及首战萧县小朱庄，再战夏邑八里庄的战斗，抗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骑兵对我封锁、围歼等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为解放泗县、灵璧、睢宁之间广大地区作出了贡献。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认识战争，父亲在战争的实践中增长了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干。他把这些知识应用在教学工作和实战中，不仅更加成熟，而且提高了教学水平、领导能力和指挥才干，最终成为我军一名杰出的军事教育领导者。

    重返教学岗位   担任校一级领导

    彭师长牺牲后，为纪念献身革命的彭雪枫同志，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四分校命名为雪枫军政大学，第四师师长张爱萍兼校长，第四师政治委员邓子恢兼政委。1945年6月，父亲到雪枫军政大学任副校长兼校党委书记。

    抗大第4分校—雪枫军政大学是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起来的军政干部学校，历时5年零8个月，直到1945年11月，共举办七期，毕业近5000名学员。在条件艰苦、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的极其艰难情况下，付出巨大牺牲，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坚持教学，完成了一期又一期的教学任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抗战急需人才，为新四军4师和淮北地区培养大批抗战救国和革命干部，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6年3月，父亲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育长（张鼎承兼校长、余立金为副校长）。

    1948年7月，华东军区张云逸副司令员兼华东军政大学校长时，大部分时间不在学校，选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同志当助手至关重要。他亲自挑选余立金为第一副校长，父亲为第二副校长，以便更好地开展军大的日常工作。

    陈毅司令员称父亲“桃李满天下”的师长

    1949年7月，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新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父亲是第2总队总队长，谢振华为政委。在开学典礼大会上，陈毅校长称父亲为军事教育战线上“桃李满天下”的师长、“红色教育家”。1949年10月23日，陈毅司令员说：“从抗日战争后，我们的学校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培养了大批的干部。那时，学校就有专人负责，从党政中分出了一批干部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了专家，像余立金、刘清明等同志就是这样的。他们长期安心在军队学校埋头苦干，在培养干部工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精神我们要大发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继续奋斗在军事教育的岗位上，他以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又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父亲先后任新“华东军大”副教育长、教育长。“华东军大”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高级步兵学校”后，余立金任校长，父亲任第一副校长。解放军总高级步校成立后，父亲先后任干部部长、训练部部长、副教育长。

    1955年，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亲自点将，推荐父亲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任院长。12月，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征求和动员父亲，说：“你重任在肩，希望能到北京总参谋部解放军测绘学院任院长，再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测绘人才和骨干。”由于父亲当时在南京总高级步校任职，总高是否会同意放人是个问题。1956年7月1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批准任命。

    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刘清明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纵观父亲从普通士兵成为高级将领的革命戎马生涯，可看出我党我军教育事业光辉历程的缩影。他曾长期直接聆听毛泽东等世纪巨人的谆谆教诲，有幸在几位元帅和大将的直接指挥下战斗和教学，从中领略到革命领袖的伟人风范和宏才睿智，受益良多。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对父亲的成长进步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在今天，缅怀他们可歌可泣的办校育人事迹，弘扬长征的光荣传统，再现他们在我军教育战线上忘我奋斗的精神，启迪后人，仍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使我们的国家永远红旗飘扬，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