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邓演达与何香凝在牯岭合影

何香凝为营救邓演达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电报底稿

    在风景秀丽的南京紫金山麓中山陵左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创始人邓演达烈士墓，右侧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合葬墓。邓墓与廖墓呈两翼展开，左右对称格局，象征着廖、邓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由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石碑屹立在邓演达墓前。朱蕴山说：“翻开中国近代革命史，国民党过去所谓上层领袖们，能够继承孙总理革命遗教，廖仲恺先生后，除邓择生先生，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

    1920年春，邓演达应邓铿急召，到漳州担任粤军宪兵连长。当时，邓铿“为广东军界之杰出人物，与朱执信、廖仲恺并世”，因为邓铿的关系，“邓演达与廖仲恺有亲密联系”。1921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廖仲恺任财政部次长，后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0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出巡广西，筹划北伐，邓演达奉命率独立营赴香山剿匪，平定粤中。11月粤军第1师成立工兵营，邓演达调任营长，廖仲恺从广西回广州筹措军饷。张资平在《蜻蜓酒家——忆邓演达将军》一文中写到：“听说廖仲恺先生之任财厅，也是获得了邓演达的后援，才上台的。否则对于各军部的索饷，在当时实在不容易应付。”

    1922年时任广东省长并把持粤军的陈炯明叛乱，将廖仲恺囚禁于广州石井兵工厂。邓演达闻讯后，冒着生命危险到廖家与何香凝“商量营救仲恺的种种方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国共合作、实行三大政策，一时革命高潮弥漫全国，广东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急剧分化。拥护三大政策与反对三大政策，成为党内左、右派，两派斗争激烈。左派的代表人物为廖仲恺，邓演达是其主要助手，其组织才能深得廖仲恺赏识。他们不仅是广东惠阳同乡，而且政治观点甚为接近，工作中配合默契。黄埔军校成立后，廖仲恺任党代表，邓演达为教育长。时任第3团团长的邓演达与身负党务工作重任的廖仲恺，共克时艰，投身于黄埔军校建设，叶剑英说：“廖仲恺和参加筹建工作的邓演达等人，都具有一副新的精神，热烈的从事工作。制计划、编教材、布置校舍、进行招生等，都顺利地进行着。”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尸骨未寒，国民党右派就公开背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1925年8月刺杀了国民党坚定的左派代表廖仲恺。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北京开会，公开反共另立伪中央。远在德国的邓演达不胜悲痛，致函何香凝表示慰问，劝其节哀。何香凝在复函中深表谢意说：“顷阅尊函，殷殷慰勉，感激之情，莫可言喻。”并勉励邓演达：“然去者已矣，来者犹可追。吾党青年如先生者，正将来有为之士，幸勿自弃。廖先生已立意牺牲，今遂其愿，夫复何言。总理有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愿先生将此言烙诸心肺，继诸先烈努力奋斗，则廖先生虽死亦如生矣。愿先生勉之。”在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的情况下，邓演达毅然弃学归国，投身于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口诛笔伐，指责他们“是一大群旧社会的统治者或半统治者的集团”，划清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界限。邓演达写信给同学、北伐时任第四军十师参谋的谢膺白，要谢“坚持总理的三大政策，毋忘廖仲恺先生的教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此为反共借口。邓演达挺身斥蒋失去革命立场，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遭蒋打压被调离黄埔军校。何香凝闻讯甚为激愤，她几次找到蒋介石，痛斥：“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你不想想，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只有苏联，才可以帮助打通中国将来革命的出路前途，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

    1927年1月26日，国民党武汉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指派邓演达、何香凝、等去南昌，敦促蒋介石让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启程来武汉。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使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邓演达、何香凝与毛泽东等人22日发布讨伐蒋介石通电，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事业之罪行，号召全党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被迫出走海外，寻求新的救国道路。临行前，与何香凝“握别，当时所谈过的话，是今日所不忍再提的”；1930年冬，邓演达与何香凝最后一次见面，据何香凝回忆：在巴黎一家小客寓中“深谈几个钟头，他叙述了他的政治意见和今后的方针，他要求过我参加他的政治组织，但我推辞了。我当时也确曾和他在某些问题上有过讨论的。但他终于慨然回国，终于倒在他所艰苦创造的事业的途中了”。1931年12月，邓演达被判处死刑的消息见诸报端。何香凝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载邓演达判处死刑，究竟已未执行？请电复，如未，望即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