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这个时期的作战任务与作战情况和情报保障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在作出这一指示的同时，还指出“须采取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1949年7月中旬，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如下进军部署：第四兵团（辖13军、14军、15军）协同第四野战军出广东、广西，然后由广西迂回昆明；第三、第五兵团首先由浙西、闽北、赣东北地区向湖南之常德、邵阳一线集结，尔后第五兵团的16军、17军、18军附第三兵团的第10军出贵州，解放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占领叙府、泸州、纳溪，切断敌人退往云南的道路，协同第三兵团主力作战；第三兵团的第11军、12军直出川东占领黔江、彭水牵制川东之敌，尔后与第五兵团协同聚歼重庆地区之敌。待第三、第五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再会同第一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辖第60军、61军、62军）围歼胡宗南集团于川西地区占领全川。据此刘邓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前委十分重视关于政治方式问题，前委扩大会议之后，参谋长李达、副政委张际春专门听取了情报处、政治部联络部关于策反工作的部署情况。根据刘邓指示，决定由柴军武、杨松青带情报处和联络部的部分干部立即前往武汉设立二野驻武汉联络处，主要任务是：协调两个部门的策反工作；联络在武汉和湖南地区的西南的统战人物。柴还要负责领导已派出的两个情报站的工作并继续进行派遣。1949年10月下旬，刘邓到了黄陂，又亲自听取关于派遣情况和进行策反工作的汇报并做指示。

    二野三、五兵团分别于9月上旬隐蔽地向湘西集结，四兵团于9月下旬开始向赣粤边开进。10月14日四兵团协同第四野战军的十五兵团解放了广州，然后沿西江向粤桂边疾进，准备参加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三、五兵团已集结于湘西。11月1日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我五兵团及第10军向贵州境内挺进，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16日我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两个军解放彭水、黔江，19日围歼宋希濂集团之十四兵团于咸丰东北地区，既打破了白崇禧西撤云贵的企图，也直接威胁着胡宗南集团的退路。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开始察觉我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成都的意图，急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四川，孙元良兵团由万县西撤，宋希濂、罗广文在川南布防，掩护胡军撤退。

    11月21日，刘邓一方面令五兵团主力和第10军经黔西北迂回沪州、宜宾一带，另一方面令十八兵团为配合三、五兵团之大迂回，派出先头部队对胡宗南部展开攻势，以抑留该敌于秦岭地区。在我五兵团主力和第10军11月21日占领遵义、22日强渡赤水、30日袭占叙永向宜宾、沪州前进之时，我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之42军强渡乌江，以钳形攻势合击南川地区之敌，至11月28日将宋希濂兵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接着于29日夜解放重庆。12月初重庆、川东、川南大部解放，接着举行成都战役，12月27日解放成都。

    我第四兵团于解放广州后，追击由广州向西南逃窜之敌，举行两阳（阳春、阳江）战役，在四野指挥之下，参加广曲战役，经过3个月的连续作战，共歼敌13万人。1949年12月11日广西战役结束，四兵团归回二野建制，在南宁稍事休整，即从南宁出发，以第13军占领蒙自机场，封闭了敌人的空中退路，25日在元江附近歼敌第8军主力。我四兵团主力进入昆明、滇南、滇西北地区进行城乡接管。

    （六）在上述进军作战中的情报保障：

    这个时期的敌人处于劣势，而且将士均无斗志。所以邓小平同志讲：“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而我军经过三大战役的锻炼，具有渡江长驱直追敌人的经验，部队的直接侦察可以说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只要通报了敌人的基本情况和动向，下达了战役任务，都可以自己提供情报保障。野司情报处主要是组织战役侦察，掌握全面敌情，组织策反敌军，为解放接管城市准备力量，并顺手向西藏、台湾进行派遣。

    这里着重讲讲谍报工作的主要贡献。在提供重要情报上有：

    1.向西南进军前的9月上旬，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通过我派出的房显志派交通黄克孝同志从重庆到宜昌四川情报站送回重要情报。主要内容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作战计划；战斗序列，包括川康滇黔四省以及新设立的川鄂黔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的兵力部署；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的兵力部署情况；机动兵力罗广文兵团在重庆地区的兵力部署；各集团的人员配备、军事素质、武器装备、战斗能力、指挥官特征；西南的重点防御地区和防守薄弱地区，并建议我解放大军先占领贵阳，切断蒋军逃滇的退路，同时由川东南、秀、黔、彭地区进军，这一带是蒋军防守兵力薄弱的一个空隙。这份情报非常重要。第一，它把敌对西南的全面部署和作战企图完整地报告了我们，这是很难得的；第二，它证实了中央军委7月16日就指示二野主力从湘西进军川黔和刘邓8月19日就下达的进军部署是正确的；第三，它对刘邓采取一系列迷惑敌人的措施，以使敌不能过早发觉我从湘、鄂入川迂回重庆、成都的意图，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解放重庆后，刘帅接见刘宗宽时说他为解放西南立了大功，并聘请他为西南军区的高级参议。

    2.1949年11月中旬，当我即将形成对重庆、成都的包围时，国民党西南联勤第七补给区司令陈祖谅通过我派去的情工邓芝仪，向我提供了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固守西昌三个月、整顿突围到川西的部队以保卫西南大陆等待国际变化的情报，以及蒋军当时的补给情况和所配备的车辆情况。这些情报通过交通员王贵送到贵阳我军，对我最后围歼胡宗南残部起了一定的作用。

    3.当我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主力通过贵阳时，我贵州站（原云贵站一部合并到云南站去了）领导的涂光弧情报组报告的，谷正伦逃台后，贵州保安司令制定的上山打游击的“应变计划”和随后该站综合整理的贵州地方势力武装、特务、土匪等情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得到我17军的好评，对我接管贵阳起到一定的作用。

    4.在滇南战役中，我云南情报站在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自领导下，在云南搜集到中统特务130余人的名单和材料；获得蒋国防部二厅韩镜秋等潜来昆明，组织反共游击队，以及勾结叛匪头目李云芝等组织“云南反共救国军”的全部情况；范子明、吕永祯情报组在卢汉起义的第二天，潜入昆明伪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处，搜出“国防部保密局西南人事处应变计划”的全部卷宗；刘锷小组很快掌握了国民党第8军、第26军以及由云南保安团队新组编的第13军（余建勋）、第14军（龙泽汇）的全部情况；杨英小组在护厂护校中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以上贡献对滇南战役的胜利和接管昆明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5.贵阳、重庆、昆明、成都解放后，所有在那里的情报站、情工干部、情报关系均利用可能的条件，为肃清敌特，保护工厂、学校、物资展开工作，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利用所得国民党西南保密局的应变计划，在昆明、重庆等地破获了大批敌人的电台，并向公安部门移交一批情工干部，在他们领导下长期工作。另我们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员也都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派到西双版纳的刁有良，以后就成为当地的主要领导干部。

    （七）在策反工作方面的作用

    刘邓对策动国民党军起义一向非常重视。在进军西南时，根据毛主席“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的指示，进军前就向武汉派出联络处抓这项工作，要我们很好运用中央已发布的战犯名单瓦解敌人。当年10月，当刘邓到达湖北黄陂时，又亲自听取我的汇报。除对联络策反郭汝瑰、黄隐、鲁崇义等起义的布置表示满意外，还询问有无可能争取张群不走。刘邓对策反王陵基、杨森表示不以为然，说那是对牛弹琴，他们反动透顶，不要给他起义的机会。11月21日当我军已解放贵阳、遵义时，又发出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四项忠告。到达川东时，当第一次收到黄隐已经促成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准备起义的电报（当时因电台密码不通，来电用的是明码）时，刘当即指示，明码来明码去，立即复电表示欢迎。解放西南时，正处于敌人土崩瓦解之时，在我大军已形成包围的形势下，敌军纷纷大批起义，正如毛主席在二中全会讲的“敌军主力被消灭后，除以天津方式解决残余敌人外，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解决残余的敌军是必然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些人是经过党中央长期做过工作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大的形势下起到了促进和沟通联系的作用。这里主要有：

    1.12月8日，国民党21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在宜宾宣布起义。郭曾任国民党国防第二厅厅长多年，与我地下人员早有来往，这次起义是由二野情报处派情工同原来的联系人任廉儒取得联系，由他们直接促成的。

    2.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我党长期统战工作的影响和推动下，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起义。我二野情工黄实、周庆袱与他们直接联系，起了沟通和促进作用。他们起义后敌15兵团罗广文、20兵团陈克非派人与彭县邓锡侯联系起义事。黄实、周庆袱参加了他们起义的仪式。

    3.国民党30军军长鲁崇义起义。鲁在邯郸战役时率部南逃，与我党也早有联系，一直摇摆不定，经二野情报处派赵力钧等同志做工作才得促成。

    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至此我进军川、黔、滇、康四省的任务胜利实现。1950年初，西南军区开始为进军西藏进行准备。情报工作除紧张地为解放西藏做准备外，还向台湾进行了可能的派遣，随后也逐步开始了由国内转向国外的进程。

    五、二野情报工作的特点和经验教训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二野的情报工作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们是：

    1.二野的情报机关始终是一个以战役侦察为主的军事战役战略情报机关，主要任务是组织战役侦察，研究分析所得到的各方面情报材料。为保障战役指挥员下达战役决心并为保障决心的顺利实施，提供所需要的敌情和有关情况。战术侦察的组织必须依靠部队侦察，形成合理的分工互相弥补。它缺少一个直接指挥的战术侦察部队，所以在像大别山那样的情况下就显得难以得心应手。

    2.这个时期，处于战略大转变的时期，从抗日到反蒋，从内线作战到外线作战，从看守南大门到冲出去千里跃进，从中原决战到渡江作战又从东南到西南，一直到蒋介石覆灭。而二野又一直处于前锋地位，作战对象、任务、方式、地区急剧多变。而我们工作基础薄弱，战场的形势变化非常快，非常急。要适应这样的要求，困难极大，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底，四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处于紧张的抢时间工作的状态，真是紧抓紧挠，疲于奔命。

    3.刘伯承同志对情报工作很重视又很熟悉，邓小平同志思想开阔，对情报工作很关心也很信任，既要求很严，又给予宽大机动的工作条件，所以我们作为刘邓的参谋，做起工作来总知道大局，心里有数。我们对下边也是放手工作，出了岔子，我们承担，所以虽然紧张，但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上下是团结的，互相是信任的。

    4.二野情报工作得到了全党各方面的支援，特别是进军西南期间，更是全党一盘棋，这对解放西南的情报保障和策反均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

    1.情报机关，特别是它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懂得大局，把握大局，生活在情况变化之中，才可能及时提供决策急需的材料。胸无全局就难以克服组织侦察的盲目性，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胸无全局就无法进行情报指导；胸无全局也不可能识别情报的真伪和某一情报的真正价值。

    2.军事情报机关一定要集中一切侦察手段取得情报，并加强情报搜集的指导，尽一切可能把取得情报的可能性同军事行动的急需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对所得到的情报要深入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对策，也就是刘帅常讲的“侦察研究拟对策的工作”。

    3.指挥员和情报机关，要建设各种侦察手段，使用各种侦察手段，特别要注意抓住机会建设新的侦察手段（像在刘帅指示下建立报话侦听一样）。每种手段各有特点，建设起来有难有易，有快有慢，获得情报的数量质量有多有少，有深有浅。人力的、技术的、武装的、隐蔽的都要建设都要使用。科学的最先进的东西可以同人力获得的东西并存，相互并不矛盾。当然人力也要力争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但不要轻意摒弃，最落后的办法有时反而最先进，可以土洋结合。在野战条件下，各级指挥机关包括高级指挥机关都应有自己的战术侦察队部以防意外情况的出现。

    4.在情报收集指导上，要经常补缺。情报机关掌握的情况再多，也有缺的东西。了解敌人的战场部署，但不了解敌人的纵深运动；了解敌人的动态，但不了解敌的决策和计划等等，都要补缺。总之我们是在不断补缺中来完成任务的。发展中补缺，补缺推动情报工作的发展。

    5.在谍报工作的建设上，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起点应尽可能的高一些；交通通讯的建设要先期进行，至少也要平行布建。1941年“前总”情报处建立时正是太行山根据地缩小，敌人大搞囚笼政策的时候，在根据地物色一个能到敌区生根立足的人就不容易，要能到敌人军政机关打入、拉出更是困难，所以起点不可能高，结果用了很大努力，花了很长的时间，能在军事情报上起重要作用的并不多。接受这一教训，从上党战役、平汉战役起都尽可能从起义部队、战俘、新解放区、新解放的大中城市中物色派遣对象，这样起点就比较高，因而见效就快了一些。但是交通通信的建设始终跟不上需要，建立密台的布置基本上没有落实，虽然不少交通人员吃尽了苦头，但不少可以起作用的情报仍然不能及时拿回来，以至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现在要我讲这方面的情况，确实困难很多，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肯定难免。好在已请一些当年直接工作的同志写了一些材料，也盼望有关同志予以补充修正。

    （刊载在《情报史研究》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