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解放战争，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最前面，无论是在晋冀鲁豫时期和挺进大别山之后，还是在逐鹿中原、淮海战役和后来过江时期均如此。在那革命的年代，军事斗争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军事上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二野的情报机关是以战役情报为主的战役战略情报机关，它的工作当然只能以军事情报为主。尽管在二野发展的各个时期，情报工作的对象、侧重点不尽相同，人员变化也比较大，但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始终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是为刘、邓下定战役决心并保障决心的实施服务的。下面仅就二野情报工作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

    一、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的建立和情报工作的第一次部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实际上，部队的集中编成和军区指挥机关的建立都是在上党、邯郸战役的过程中边打仗边集中建立起来的。

    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7个较大的解放区之一，包括原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这个战略区西起同蒲路，与晋绥解放区相邻；北起正太路、德石路，与晋察冀解放区相依；东抵津浦路，与华东解放区相接；南至黄河，黄河以南有中原解放区。因此，全区既处于与各解放区四面呼应的地位，也就是刘帅讲的“四战之地”，又是华北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国民党向北进攻的道路。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阻止或迟滞国民党军沿同蒲、平汉路北上的行动，以协同兄弟解放区部队打破国民党迅速进占平津和东北的企图……

    国共“双十”协定签订之后，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示中，要求各地大力开展“高树勋运动”，指出应从国民党军队内部组织起义，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站到人民方面来。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前总情报处为基础，分别成立了中央局“国军”工作部、城工部、社会部和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局的统一领导下，向蒋统区开展全面工作。

    在整个抗战时期，前总和一二九师司令部均继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时，根据中央指示，前总情报处撤消，人员也分属“国军”工作部、城工部、社会部和军区司令部情报处。

    （一）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的成立

    1945年冬，军区情报处在河南省武安县正式组成。组建过程中吸收了前总情报处的部分骨干，同时，又充实了部分尊重力量。当时情报处的领导班子是：处长赵增益，副处长柴军武（柴成文）；一科科长席一，副科长李文彬；二科科长任浩若，副科长黄政基；三科科长张锋，副科长张增安、刘国霖。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中央局社会部副部长雷任民和情报处的柴军武、黄政基等于2月6日奉命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柴先任保定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续到重庆中共代表团军事组，4月下旬回到北平任中共整军科长。雷任民到安阳任交通小组中共代表。不久赵增益亦调到3纵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雷于7月回到军区情报处任处长，柴于9月初回到军区情报处。此后，军区情报处的一部分在雷任民领导下留在军区开展工作，一部分在柴军武领导下到野司为刘邓首长指挥作战。

    （二）情报工作的第一次部署

    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平汉战役后，根据敌我态势及分布，晋冀鲁豫战略区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郑州绥署及其所属部队。为了适应新形势，情报处在武安县伯延镇召开了第一次军事情报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太行军区情报处长江涛、太岳军区情报处长刘桂衡、冀鲁豫军区情报处长黄友若等。会议首先明确了情报工作对象要迅速由日伪转向蒋帮；同时，特别强调要千方百计地抓紧谍报工作的建设。为此，对下属各军区的谍报工作做了专门的研究和部署。

    太行军区：以太原、新乡、郑州、石家庄为重点，主要掌握山西阎锡山部及豫北王仲廉31集团军（后为整26军）的情况及动向。

    太岳军区：以西安、洛阳、郑州为重点，在加强对胡宗南军队作战的同时，还要注意运城、临汾、阎锡山军队的动向。

    冀鲁豫军区；以开封、商邱、徐州为重点，加强谍报侦察，掌握刘汝明、孙震以及周磊、区寿年集团的动向。

    冀南军区：境内基本无敌驻大城市，应向天津、石家庄等地进行军事调研工作。

    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的谍报工作，着重向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信阳以及河南省敌高级领导机关进行派遣、建立情报组织，搜集敌人战略、战役情报，着重掌握刘峙集团的情况和动向。

    这样的布置，东起连云港，西至西安，北起安阳，南及南京至武汉，既为看守解放区的大门又为以后向南开展创造了条件。

    根据上述部署，军区情报处在河南武安县茶口村和河北邯郸赵王城分别建立了派遣机关。

    （三）情报派遣工作的开展及新侦察手段的建立

    1.空中侦察手段：平汉战役中，我军第一次缴获了美制V101报话机。在刘伯承司令员的直接关怀下，把所有的报话机在全部集中到情报处，试听敌人情况取得明显效果。在此基础上，情报处筹建了报话侦听科，调魏锦国担任科长。从此，报话侦听便成为我们获取战场情报的一个重要手段，发挥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2.派遣工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成立之初，我们在上述陇海、平汉沿线各战略要点的外勤工作，可以说没有什么基础，下属各军区的工作对象也有一个由日伪转向国民党并从头做起的问题。

    在军区首长直接领导下，依靠全区党政军机关的大力支持，在情报处领导干部调动频繁的条件下，从物色关系、挑选干部、个别训练到秘密派出，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扎扎实实进行了基本建设。

    我们选拔情工人员的条件是：（1）在国民党区特别是它的党、政、军、特系统有社会关系，可以立足的；（2）政治上可靠的，最好是党员干部；（3）本人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愿意前往工作的。从这个时期起直到1947年上半年，除平、津、石家庄未统计在内以外，向南派出的，以及就地吸收的情工骨干有40余人，他们分布在：安阳（张春光），汲县（沈汉英），开封（徐寄光、徐执、杨彰武、吴杰、徐寿万、杜征远、焦善一、赵宜人等），徐州（项本立、陈涛、周庆袱等），郑州（王克强、杨醒、王文昌等），洛阳（詹千纳、魏致仁），长葛（余敏一、阎维忠），新郑（陈境波、郑建中、胡子清等），驻马店（李恂）。

    为了及时联络上述人员，情报处还设立了若干情报交通联络站：

    ①在邯郸设立两个联络点，一是明星旅馆，由王美、杜子英负责；二是益增银号，由陈凤仪、苗伯英二同志负责。
    ②在安阳附近建立了一个专门接送人员的交通站，陈有同志为站长，郭林修同志为副站长。

    下属各军区为他们各自工作的需要，也分别设立了太原站、豫北站、石家庄站（太行）、洛阳站、临汾站（太岳）、开封站、徐州站等。

    这些情报、交通站的任务，主要是接送来往人员，保障安全；及时传送情报；保持与外勤人员的联系，及时反映问题和传达上级指示，就近指导工作；发现新的线索，就地派遣。

    情报站的组织采取短小精干的原则，除正副站长外，一般配有内勤、派遣、交通参谋一到二人不等，对外多以办事处等我党政一般机关名义出现，以公开掩护秘密。

    （四）内线作战时期的作战与情报保障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的22万部队也投入了对我中原部队的围攻。刘邓为策应中原部队突围，配合华东作战，于8月10日主动出击陇海路汴徐段，接着又越过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边展开攻势，攻占杞县、虞城等，歼敌1.6万人，迫使敌军从追击中原突围部队的主力中抽调3个整编师回援开封，并将正进攻淮南和准备进攻淮北的3个整编师调至徐州地区。陇海战役之后，郑州（刘峙）、徐州（薛岳）两方面的敌人约30万向我冀鲁豫进攻。其企图是：乘我军未及休整之机，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并引黄河归故，从而侵害解放区，控制鲁西南，然后以主力进击漳河地区，打通平汉路。刘邓为诱歼进犯之敌，先后取得了闻夏、同蒲、临汾等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定陶之战歼灭敌整编第3师，生俘了赵锡田，被毛主席誉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范例。敌郑州绥署主任刘峙被撤职，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以上共歼敌13个半旅。敌人在战略上虽已开始转入被动，但对打通平汉路的企图并未死心。

    1946年11月，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在11月份再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块失地，孤立邱（清泉）胡（琏），使其不能参加徐州绥署进攻山东、苏北的作战，以协同陈、粟粉碎敌人的进攻；军区在晋南的部队，协同陕甘宁、晋绥解放军粉碎敌人对延安的进攻。据此，刘邓在冀鲁豫战场先后进行了滑县、巨金鱼、豫皖边战役；军区在晋南的部队协同晋绥野战军进行了吕梁、汾孝战役，两个战场共歼敌10个旅（师），连同地方团队共6.5万余人，再次显示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作用的风貌，粉碎了敌打通平汉路的战略企图，推迟了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陈、粟挫败敌对山东、苏北的进攻。接着于1947年3月至5月分别在豫北和晋南进行反攻，收复失地并歼敌5.5万，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这些作战中的情报保障，我认为从总体上是好的，是合格的。我说合格的根据只从一点上就可以说明，整个解放战争中，刘邓下达的战役基本命令，差不多绝大部分在敌情项下只写一句“见敌情通报第X号”，也就是以敌情通报代替了首长的敌情判断，这难道说还不够格！

    虽然我们自身的侦察能力比较薄弱，但是，一是使用与发挥了各种侦察手段的作用，军区二局、情报处所掌握的报话侦听和谍报侦察、部队侦察、各军区的谍报侦察和群众侦察，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并能相互补缺。二是集中了各方面所取得的情报，除军委的通报以外，中央局的社会部、城工部、“国军”工作部、政治部的联络部所得到情报统统集中到情报处来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三是参谋长同作战、情报部门的同志共同研究敌情，作出每次战役前的敌情判断，并向部队发出综合敌情通报。刘伯承同志对此经常作出指示，邓小平同志在每次定下战役决心之前也亲听敌情汇报，并做指示。

    单从谍报侦察方面讲，我们从建处起，敌区布建工作有一些已经开始见效。比如郭有义所领导的情报组织，这时虽已移交给城工部，但他们在一出陇海时仍然提供了开封以东商丘以西这段敌军的兵力部署情报；在郑州的王克强已经担任郑州警备司令部的警备参谋，他对郑州绥署的作战部署是了解的，也积极提供情报，但因为只有人力交通，情报传递太慢，所以后来主要要求他报告基本情况；在开封的“保五团”正副团长张绍儒、朱广仁（均为党员）等也能提供主要的军事情报。

    二、情报工作的第二次部署和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期的情报保障工作

    解放战争打了一年，解放区军民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迫使敌人转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这时，联结陕北、山东两个战场的晋冀鲁豫战场上敌人的兵力相对减少，形成了一个哑铃式的战略态势。敌妄图靠其所谓能代替“四百万大军”的黄河天险，阻挡我军的机动。

    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局发展，提出缩短内线作战时间准备转入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进而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人，由刘邓指挥，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于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工作进行了第二次部署。这次部署因涉及重大机密，因而不是统一进行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虑到部队即将脱离老解放区前往新区作战，针对部队依靠上级供给情报的依赖性，要求加强部队侦察工作，健全部队侦察组织。为此专门召开了各野战纵队侦察科长会议，刘帅亲自到会作指示，明确指出战役情报侦察由野司负责，战术侦察各部队必须自己组织；要求各级参谋长积极组织侦察，不要依赖上面供给情报。刘帅还亲自起草了纵队侦察营的编制表和旅的侦察连编制表，要求纵队、旅主官照此落实。

    侦察会议之后，下发了渡河侦察纲要：黄河刚刚归故，我们就要过河；3月归故、5月部署、6月渡河；怎么个过法？渡河点选在哪里？船只如何准备？水手从哪里找？等等。这些任务都责成各部队和冀鲁豫军区去做，刘伯承同志还亲自写了渡河侦察指示。

    （二）情报处前后方分家。由于部队要进入新区，脱离老根据地，情报处只能前后分开。准备南下时，我被任命为野战军情报处长。我回去和雷任民商量，调沈少星担任野司情报处谍报科科长，把一科副科长李文彬调到前方来担任谍报科副科长，主要派他到豫皖苏去，建立豫东情报站（也叫水东区情报站），李兼站长，赵吉辅任副站长，配备专门电台同我们沟通。
水东区就是豫皖苏，这时豫皖苏已经是军区了，张国华任司令，吴芝圃任政委。原来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所有向南的工作摊子，包括洛阳、郑州、徐州、开封这些敌区的工作摊子，统统带过来由李文彬负责经营，行政上依托豫皖苏军区代管，工作由野司直接领导，并要他兼任豫皖苏军区情报处副处长，主要管这一摊子，处长是孙卫和。另在徐州地区建立徐州站，由李璜任站长，赵宇光任副站长，也同我们沟通电台联系，但领导关系暂不移交，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交。

    （三）同城工部孔祥桢部长协商，搞一个协同方案。这时，“国军”工作部已和城工部合并，主要商量南下中原之后将来怎样配合。过去在冀鲁豫作战期间搞联络的这些同志同85军（廖运周部）的联系人是徐仁，同68军刘汝明部联系的是叶超（周郁文），同32军联系的是李俊成，都是先到野司情报处，由我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到敌人边上去，情况回来都向我们汇报。现在商定南下中原之后改由电报通知，由我们告诉他们敌军具体位置，如有重要情况可以电报通报我们。

    （四）对中原区的社情。兵要地志、敌人地方武装情况进行调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办了一个党校，从中原突围回来的同志都在那里学习，其中有一些是地方工作干部，当时把黄政基派到党校去，以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和请他们写材料的办法，做了以下一些事：第一，把鄂豫皖等中原地区的敌人地方武装，包括县保安团、保安大队等作一个普遍调查。把每一个县的保安团队有多少人枪，主官姓名和他的政治表现等搞了一个材料发给各部队。这个东西对到新区的部队很有用，也是我们二局、报话侦听系统和谍报部门拿不到、搞不清楚的东西。我亲自看到，刘帅随身带着这个小本子经常翻阅。第二是对中原地区的社情、兵要地志进行调查，整理成文字材料和图表。这个工作只是打了个基础，以后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继续不断地做这个工作。我们二科任浩若、段沅、李明义等同志差不多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搞社情和兵要地志调查。黄泛区的地形天天变化，雨季尤其如此，过黄泛区时是李达参谋长和我乘吉普车，找了一个非常熟悉道路的向导，带我们把路标插上，起了带路的作用。过淮河时刘帅亲自去探水情的故事现在已广为传颂，可见兵要地志之重要。

    （五）鲁西南战役和跃进大别山后实施战略展开及其情报保障。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是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的战略转折，也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重大战略转折。中央军委的部署是：

    1.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人，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2.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两个纵队及38军6万人，自晋南突过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3.陈粟率华野主力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在打破敌人重点进攻后，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互为犄角，机动歼敌，创造新的中原根据地，配合内线兵团，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从根本上转变战局。

    在上述部署下，刘邓于1947年6月30日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这次战役打了28天，歼敌9个半旅，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正在蒋军慌乱重新部署的时候，我军于8月7日提前挥师南下，战胜了几条大水的障碍和敌人的追堵，经过20天的急进于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区，紧接着又于9月一个月运用分散发动群众、集结歼灭敌人的办法，相互掩护在皖西、鄂东和豫东南实施战略展开，打开了局面。11月建立鄂东、皖西两个军区。这时敌为挽回颓势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统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于11月27日首先集中30多个旅的兵力围攻大别山区，刘邓乘势实施战略再展开，以新到的11纵、12纵分别向桐柏、江汉展开，创建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12纵队后来分编为两个军区的基干部队。

    陈谢兵团于8月22日、23日于晋南渡过黄河，经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歼敌4万，并在伏牛山北麓展开，开创豫陕鄂根据地。陈粟主力于9月初转入鲁西，9月下旬进入豫皖苏。至此，我三路大军为经略中原形成了品字形的犄角之势。党中央于10月10日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

    这时期的情报保障，鲁西南战役时还算正常，从跃进大别山到各个新军区建立这一段约10个月最为困难，可说处于解放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主要原因是：（1）作战对象增加。过去主要对付顾祝同系统，现在增加了白崇禧、程潜和胡宗南三个系统，而我们的战役侦察手段反而削弱了，因为两个谍报站只能靠电台联络，而指挥部行动频繁，收报容量受到限制；过去每到一个地区那里的党政军民均能提供基本情况，现在进入新区局面尚未打开，一切全靠自己侦察和调查；部队侦察虽有所加强，但指挥部没有一个便衣武装侦察部队，一切全靠一个不满40人的情报机关。（2）作战地区变了，几乎全是新区。20天的千里跃进要横过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连探路、探水都要亲身进行。到新区后对于那里的社情、地形、道路和敌人的地方武装情况等等，几乎每事都须调查与侦察。（3）从有后方作战到无后方作战给全军带来了困难。作战时要派人抬担架，开辟工作时要派人去发动群众，筹粮、买布，冬天到了，做棉衣自己动手。由于长期行军作战，病号增多，又缺少医药，要进行电台联络就得干部自己架天线、摇马达等等。所以我说确实吃了一些苦头。

    虽然如此，在战役情报方面，仍然做到了够格的保障。主要依靠的是：（1）依靠二局的情报、二路大军的相互通报、军委的通报和谍报站的报告便可较全面地掌握敌人的基本部署与去向；（2）依靠报话侦听的不间断收听（每次行军均分两班交替前进，保证24小时不间断的监听）和各部队侦察的报告，便可及时掌握战场情况；（3）情报处二科每到一地均进行社情和兵要地志的调查，在每次作战之后，均派人直接审讯俘虏，也起到了辅助作用。这里我想补充讲两点在战略战役情报方面比较重要的贡献：

    1.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军委要野战军休整10天之后南进。这时在敌68军担任联络工作的叶超（仍受城工部领导）报告了蒋介石已令该部再次破坏黄河大堤淹没我军的情报；报话侦听到敌人判断我军必北撤黄河以北休整，而调动30多个旅逼我背水一战的情报。这些情报对刘邓下定提前南下的决心，和采取对策揭露与破坏敌人再次决堤，均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

    2.我潜伏在开封的谍报组、由徐寄光领导的魏志仁（担任洛阳师管区司令曹五珩秘书）报告的魏德迈提出要蒋介石“放弃东北，守住华北，控制中原，巩固江南”的情报，和1948年3月提供的蒋军全国师管区征兵计划，都具有战略情报价值，后者曾受到刘邓的表扬。

    三、从经略中原到解放东南，情报工作的第三次部署与情报保障

    1948年5月，我军在大别山、淮北、桐柏山、江汉、豫西、陕南等地区都站住了脚，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邓小平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七个军区和第1、2、3、4、6、9、11等七个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陈唐兵团（3、8、10三个纵队）也暂归中野指挥。情报工作方面，华北军区给了我们一些支援，调给我们一些干部，徐州站正式拨给我们，还从华野休养归队人员中调了一批干部。这时，为准备中原决战，解放全中国，我们进行了第三次部署。

    （一）情报处的人员调整。在大别山时魏锦国已提为情报处副处长，另外由于几个新的军区机构建立，一科科长沈少星调到鄂豫军区，二科科长任浩若调到皖西军区。一科把李文彬从我皖苏站抽回来担任科长，二科新调来黄廷霖担任科长，三科刘国霖任科长。

    （二）加强敌区秘密情报工作的部署：（1）成立了情报工委，我任书记，加上魏锦国、李文彬等，便于集体研究，直接对军区党委和中央局负责。（2）建立京沪情报站，由梁村夫负责，面向东南。（3）成立襄樊情报站，由郭士魁、李奋负责，面向西南，成为以后的江汉站。（4）面向南的敌区工作由一科掌握，另设信阳情报交通站，由王树人负责。（5）徐州站的领导移交过来，准备逐步转到京沪站，然后调李璜回来任一科副科长，专搞一科工作。（6）后边的洛阳、开封、郑州将要解放，那里的工作既要保证当前作战，又要准备今后“敌区转移”。
“敌区转移”就是在我将要解放该城市时，在那里的情工和工作关系只要没有暴露，就要设法跟着敌人向它的后方转移，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还提出：要加强江防和城防侦察；要加强策反工作；要授权地下侦察人员，必要时可以直接向我军纵队首长报告紧急情报。

    二野情报处的策反工作，下手比较晚。晋冀鲁豫情报处成立后，只有几个军区还掌握着一些地方部队的工作，所以才有闻喜几个团、开封两个团等小的部队起义。这次部署时提出，策反工作不搞不行，基本上是从新解放城市中和战俘中物色人选。后来，中央情报部也转给我们一些关系，对解放西南起了一定作用。

    （三）向各军区、各个部队发出加强侦察工作的指示。强调各级部队要为自身作战提供侦察保障。

    （四）扩大报话侦听队伍，要求各纵队均建立侦听单位。这次工作部署，可以说是解放战争期间二野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次部署。对以后解放郑州、开封，对渡江作战以及对解放东南、华南和西南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五）这个时期的作战任务与情报保障：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互为犄角、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使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迫使敌人从重点进攻改为全面防御，力图继续坚守东北、华北，集中力量加强其中原防御。这时中原战场上的敌人尚有66万，主要是：活动于大别山、江汉、桐柏地区的伪国防部华中指挥部的白崇禧系统（16个师，33个旅）；活动于津浦、陇海、平汉铁路之间地区的伪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顾祝同系统（17个师，41个旅）；活动于豫陕鄂地区陇海线潼洛段的西北剿总胡宗南系统的一个兵团（1个师，5个旅）。他们组成胡琏、邱清泉、张轸、孙元良、张淦、裴昌会等6个机动兵团，以津浦、平汉、陇海为依托，伺机攻击分割我军，以保护津浦路，确保南京、武汉之安全，防我南渡长江、西出汉水。另组8个绥靖区担任要点防御。

    1948年初，中央军委赋予中原地区的任务是：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发展巩固中原根据地，使之成为我继续前进的基地。

    1948年2、3月间，刘邓主力刚转出大别山急待休整，粟裕兵团尚未南下，3月7日至14日，陈谢协同华野的陈唐兵团进行了洛阳战役；4月上旬陈唐攻占许昌、新郑，陈谢再次解放洛阳并从此控制了该城。与此同时，我2、3、6纵队袭取上蔡、汝南、驻马店、确山、遂平、西平。刘邓、陈谢、陈粟在豫西会师。5月刘邓为策应粟裕兵团，结束休整南下，拉中原敌人向西，先后进行了宛西战役和宛东战役。华野粟裕兵团5月31日渡过黄河，陈唐兵团归建。从此中野、华野相互配合经略中原的大战展开了。一是中野9纵、11纵协同陈唐于6月22日第一次解放开封；二是以华野为主、中野助援发起了豫东战役，中野一部还乘敌后方空虚之机发起了襄樊战役；三是与此同时，各军区对敌地方团队、土匪进行清剿，歼敌10万，并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各军区均组建了独立旅，各军分区均组建了基干团。

    截至当年7月底，敌在中原的正规军被歼20万以上，其机动兵团也被我削弱，在淮河、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南阳、郑州、徐州等几个孤立据点，敌人的防御体系已完全被我粉碎。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军委指示全国各战场发起秋季攻势。要求中野、华野歼灭敌中原敌人，解放全中原，继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党中央、毛主席依据秋季攻势的发展，因势利导，引向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

    淮海战役之前，中野发起郑州战役，于10月22日解放郑州，全歼弃城北逃之敌，24日解放开封。接着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两个野战军，在原拟淮海战役计划基础上，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并责成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全力组织支援。

    华野在中野协同下歼灭黄伯韬兵团后，又协同中野从11月23日起展开了历时23个昼夜的作战，歼灭了黄维兵团。黄维被歼后，徐州之敌弃城突围，被我军全歼。整个战役从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歼敌55.5万余人。这一决战的胜利同全军在东北、华北、西北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

    根据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央军委决定中野、华野在淮海战役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南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可能的军事干涉。1949年2月中野改称二野，华野改称三野，开始紧张进行渡江作战准备。

    在二野作战方向转向东南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谍报部署工作方面作些调整，由李文彬带江汉情报站和信阳交通联络站交中原社会部经营，后来成为中南局社会部情报室的一部分。

    在政治上粉碎了敌人划江而治阴谋后，1949年4月20日，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强渡长江，而后二野长驱直入，一直打到闽北、赣中地区，割裂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为下一步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上述作战中的情报保障工作，可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最紧张的。我说紧张主要在于情报机关人员太少，战争规模太大，任务太重，有时简直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上觉，但仍然比较有秩序地完成了情报保障任务。主要由于：一是同华北解放区已基本连成一片，新建立的七个军区也逐步得到巩固，地方兵团发展起来了，每战均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侦察方面的配合，摆脱了无后方作战的局面；二是部队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野司管战役侦察、部队管战术侦察并能互相弥补的格局；三是潜伏在敌内的谍报侦察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加，并有计划地随着战局的发展向敌纵深转移和增派新争取的力量，为最后解放全中国发挥作用。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渡江作战时，中央对李、白同蒋嫡系矛盾的运用，有利于刘邓割裂汤恩伯、白崇禧两个系统的结合部，迂回汤系的侧后，直插闽赣，扩大了战役规模，对解放东南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保障作用。

    这里着重讲一讲谍报工作方面的主要贡献：

    1．会师中原之后，我豫东站、京沪站所联系的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武汉、南京等地的情工均积极报告敌人各方面情况，特别是在洛阳的魏志仁，在郑州的王克强、王文昌，在开封的徐寄光、徐寿万，在徐州的陈涛，在武汉的吴杰，在南京的徐执等。魏志仁所报敌全国各师管理区的征兵计划，受到刘司令员的表扬；在许昌的辛金生所报敌全国各部队的分布位置，受到李达参谋长的表扬；徐寄光6月14日提供的开封敌兵力部署、炮兵阵地以及以龙厅为中心的防御工事构筑图和吴杰所报英国人绘制的长江航运图，恰在我进行渡江准备时收到。后一份图把长江的水文及两岸的地形和要塞均标得非常准确，受到刘邓的重视，在我无航空侦察的条件下，是很难得的。在李达参谋长指示下，经翻译整理，加上敌人江防兵力部署绘制成《蒋军
    长江防御图》印发渡江各部队,各个部队据此进行战术侦察,对胜利渡江很有帮助。

    2.由于敌情变化既大且快，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1）派政治交通深入敌区，直接观察；（2）敌区情工和政治交通，根据前已下达的指示，可以就近向我纵队以上指挥机关直接报告情况；（3）在我即将解放一个城市时，我情报站和敌区情工均可向攻城部队直接提供情报。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比如，我豫东站副站长赵吉辅于1948年初直接向陈唐兵团第8纵提供的郑州至信阳平汉线上敌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及桥梁的情报，得到该纵队的好评；陈唐兵团6月22日第一次解放开封时，豫东站站长李文彬赶到开封附近直接向陈士榘司令员汇报开封敌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陈当即表示：“正赶上需要，非常难得”。在即将攻城时，原豫北情报站派出的徐寿万、孙子才领导驻守在开封南关的敌国防部突击第一、第二大队王国然、岳德功一千余人起义，协助我军攻取开封的大小南门。开封解放后陈唐接见了李文彬、徐寿万和孙子才，要他们转报刘邓表示感谢；淮海战役之前，我京沪站在蒙城附近向部队提供了徐州蚌埠地区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张淦兵团的兵力部署，以及淮河以南蚌埠地区的布防情况，受到该部首长的赞许。

    3.由于作战的急需，豫东情报站站长李文彬于1948年5月、10月三次派政治交通武尽法前往商丘、徐州、台儿庄等敌第三绥区驻地，通过华东城工部失掉联系的情工人员王跃华和国民党第38师作战室主任陆迪钧，同三绥区副司令张克侠取得联系，拿回徐州城防图和徐州周围各县地方武装实力的装备表等情报；另派陈涛安排在该部担任秘书，利用职务之便向我不断提供了徐州方面的情报，直到徐州解放。

    4.利用开封、郑州解放的有利条件，李文彬在开封，我和李在郑州除安排有条件转移的情工转移外，大力物色人选向纵深地区派遣，这对以后解放东南、华南和西南起到了积极作用。

    5.渡江之前，豫皖苏军区情报处派往南京的许天民领导的马步周（马礼堂），从敌海军司令部得到的敌军沿江布防和工事构筑情况，印证了我已掌握的材料且较为具体；南京解放之前，徐执联系的俞英、杨彰武（河南省银行驻南京经理），提供了南京新闻界、金融界和航空界的系统材料，对我接管南京起了一定作用。徐执还在推动著名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祯留下来参加解放事业一事上起了促进作用。上海解放之前，二野情报处专派詹千纳、徐执、武尽法到苏州向三野九兵团司令部介绍敌兵力部署和项本立提供的上海周围的工事构筑情况；经开封转到上海不久的徐寄光，通过沈森得知敌潜伏特务印制伪美钞的情况，据此我上海军管会公安部门在上海破获了第一个大案。

    6.城工部领导的对敌68军策反工作，直到淮海战役结束仍未见效（刘汝明、刘汝珍兄弟总想脚踏两只船），准备撤回。我从情报角度接收过来，仍要叶超（政治交通）跟随王志远（68军副军长），继续提供情报。在我突破长江后，王志远率一个多团阵前起义。我经郑州派出的万文竹前往策反张轸，作出了成绩。虽然在张轸起义前我们把他转到四川方面去了，但对张轸起义确实是起了积极作用。

    四、进军西南，二野情报工作的第四次部署

    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及江南广大地区解放后，美蒋不甘心失败，积极组织其仍驻华南、西南、西北、台湾的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企图死灰复燃。

    这时盘踞西南、华南之敌正规军尚有70万人，其中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的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蒋介石企图将这两个集团撤往华南及西南，利用这些省份交通不便、地形复杂、封建势力强大的条件，建都重庆，控制西南，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卷土重来。他的作战计划是：以白崇禧集团及粤系联防阻我向两广进军；以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天险，防我由陕入川。如上述计划不得逞，白集团退广西，胡集团退四川，以云贵为后方组织西南防线；如再不得逞，即退入云贵；最后实在无法存身时逃往台湾。

    为彻底粉碎敌人的上述阴谋计划，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向华南、西南、西北进军，全部歼灭敌人，解放全中国。

    早在1949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时，即做出决定：四野在解放武汉后向两广进军，二野进军西南。后来考虑到解放东南时美国可能武装干涉，才改变决定，由二、三野并肩过江解放京（南京）沪杭。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在一个时期内，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而待青岛、上海、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解放，美帝国主义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少时，即可在第一野战军干部协同下向西南进军，解放并经营川、黔、康、滇四省。此后，二野情报处即开始了为向西南进军的情报准备与陆续进行情报工作的第四次部署。

    （一）根据中央军委历次通报和各方面所得情报，研究整理出敌人在华南、西南、西北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的兵力部署综合材料，提供野司首长参考并通报各兵团。

    （二）南京解放以后，收回徐执同志从6月份开始主持开办的一个情报工作训练班，首先由原在南京、上海工作的情工推荐曾为我工作过的一些优秀青年学生，也就近吸收一些地方青年参训。这个训练班中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为进军西南和西藏的情工和交通骨干。解放后继续开办，成为以后解放军外校的一部分。

    （三）利用南京、上海解放的有利条件，由魏锦国亲自负责组织对西南兵要地志和社会情况的调查。在上海有一个经济图书馆，保存有许多日本人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报告，也到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和蒙藏学校、长江航运部门等进行调查，再加上中原局社会部的支援，在进军之前已整理出西南各省兵要地志和社会情况（包括少数民族、社情、帮会、知名人物等等）材料印发各部队参考。

    （四）商中南局社会部，收回已在宜昌的情报站（原江汉站），改称四川站（由李奋任站长）；接收他们建立的云贵站（派詹千纳任站长）。接收河南军区的豫西情报站的干部以加强上述两个站；调整原京沪站的班子，组成云南站（梁村夫任站长）派往西南。与此同时由李璜、徐寄光等同志分别在南京、上海积极物色关系向西南派遣。在此期间，中央社会部、华东局社会部、上海市委以及其他战略区都给予大力支援，把他们经营的可做西南工作的关系转给我们联系。当时在南京、上海的许多民主人士也积极帮我们介绍工作线索。

    截至1949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派往西南四省的人员140余人，加上社会部移交回来的60人，共计209人，其中大部分是接收过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约占百分之54以上；我们自己的干部只占不到百分之23，其中有经验的情工骨干只有百分之8，其他为交通人员；另有约百分之23的人短期内很难起到军事情报作用，但有的可作少数民族的工作，有的可作社会调查，有的可能在护厂护校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