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在西北行走的江南人，唱一首江南的歌谣，民生的艰难与民族的危难，让他挺身而出，在西北与江南的大地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1946年7月7日，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编撰的《抗战史绩专册》正式出版，表彰了民间义士34人，他们是抗战为国死难的民众代表，岳阳县人任霁初位列其中。当民族存忘的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群人，会勇敢地站出来，他们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并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的献血。也许从军事意义上讲他们的“战果”不值一提，然而他们的勇气与呐喊却能如惊雷般唤醒这个国家的勇气与血性。

    一

    任霁初（1869年——1941年）出生于晚清同治八年，当时的任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任霁初的祖父任迪吾，同进士出身，嘉庆年间担任过礼部侍郎，从二品。父亲任金振，同治年间担任过湖北崇阳县巡检，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担负了管辖地区的一些民政事务。虽然巡检位卑，但是在清朝地方行政体系中尤其是州、县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任金振的工作责任心很强，缉捕私盐，抓捕盗贼，经常穿梭于崇山峻岭间，不怕事，不怕死。同时，他又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尽管自己的俸禄微薄，有几个子女要抚养，他还挤出钱来救济左邻右舍。任霁初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耳濡目染，感受到了父亲身上难能可贵的品性。任霁初从小天资聪颖，在父亲督促下苦读，博览群书，经史文集、诸子百家，多有钻研。1889年17岁的任霁初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未能中举，恰逢清朝数年一次的拔贡生考试中，任霁初因成绩优异，授予其拔贡生身份。清朝的拔贡生不能算正式的功名，只能算一种身份，相当于一种保送生或推荐生的身份。由各省学政保送入京，经朝考合格，即可授予小京官、知县或教职。乾隆初年时才规定拔贡生可以参加朝考，列于一、二等者，可由礼部开单引见，分别授职；授予七品小京官者，分部行走（见习），三年期满才实授；授予知县或教谕、训导者，分各省试用。1905年（光绪31年），25岁的任霁初在礼部见习三年期满，被授予甘肃文县县令。

    文县为民族杂居地区，山高林密，自然条件严酷，任霁初莅任，正值大灾之年，百姓流离失所，城乡景象残破，满目凋蔽。任霁初从改革弊政入手，提倡节俭之风，招人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由县衙分给耕牛籽种。同时，设粥厂十余处，散棉被数百套，活民无数，流民饥民感恩戴德。他动员群众在城乡栽植桑树两万余株，购散棉籽数千斤，教民种棉兴纺，温饱共济，散发书籍于民间，广开教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的结果，使他在任三年，未有一人触刑，穷山恶水之地，一变至此，洵为难得。三年中，上报的粮食产量比全省其他各县低了许多，主省政者为讨好朝廷，讳言灾情，责令任霁初改报。要是一般人，投其所好，为夸饰政绩，数字早就上有所好，下亦应之了；或者一次不称上意，二次逾乎上心。任霁初不是不开窍，而是不想开这个窍。他不仅不改，而且据理力争。接着省上檄令各县续捐义谷，自己的百姓尚且饥寒交迫，哪还有粮捐于他处，任霁初再次据理力争，不是不愿捐，而是实在无粮可捐。夺百姓之口以媚上，任霁初不是这样的人。但一次次的忤上，结果谁都清楚——解印罢官。去官之日，百姓自发赴省城啼哭挽留，“城中男妇尽出郊叩送，四乡士民，拥道脱靴者数百人。”民意难违，主事者只好令其回任。

    任霁初值得欣慰，面对送别的百姓，殷殷之意溢于言表，“父老他时若念我，呼童勤护拂篱桑。”（《文县留别》）

    宣统元年（1909年），任霁初调任天水县令。天水自然条件比文县好，可情况比文县复杂得多。革除蔽政，释解民困，排除扰民之风，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在民间拉马匹支官差成为差役们勒索百姓的机会。任霁初莅任后，用公款买马五十匹，发放草料费交给郊区居民喂养，平时由养马者使用，有官差时由官家使用，仍发给草料费，差役们生财之道中断，扰民之风即止。

    任霁初生平最恨狐假虎威之人，对于倚势逞恶，鱼肉百姓的事严惩不贷。他不依附权势，也不畏惧权势。在天水任上，一驻藏大臣路过天水，任霁初依礼尽心接待，可随从仆人竟勒索钱财，任霁初闻讯，拍案而起，也不管他身后是谁，拉来就是一顿板子。他关心文教，拿出自己的俸银主持续修县志。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百姓称道的事。

    1911年，武昌起义首发，清政府垮台，由于任霁初的政绩与官声，他被当时的甘肃都督礼聘为高等审判厅刑厅长。一干又是十多年。

    任霁初任刑厅长期间，以为先人修墓为由，三次申请辞官归里。士民挽留，督军苦劝。任霁初为先人修墓是假，为自己修心是真，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他身累，而比身更累的，还是那颗纯粹文人的心。他在《答友人书》中说：“小民之欲恶与上官之喜怒，迥不相通也，且显相背也。从民，则拂上；从上，则拂民。……”处于小民与上官夹层中的他，“即有敏达宏才，竭智虑以调剂乖违，尚格格乎不能两合，况以鄙人之疏拙，年齿已暮，神志已颓……觊交孚于上下间也，阁下以为能乎？”

    胸怀抱负而又世事洞明的任霁初，不仅能逆势而上，更能急流勇退。他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像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更像中国历史上所有人格正直的先哲，能上能下，唯一不能的是违背读书人的道德和良心。
                      二
“羁鸟恋旧林，池鱼归故渊。”任霁初再也不用纠结于“从民则拂上，从上则拂民”的矛盾中，1929年他千里单骑，一身轻松回到故乡。

    岳阳县风景秀美。新墙河两岸沃野平旷，阡陌井然。清粼粼的河水泛着清波向西流去，河边是葳蕤的芦苇，清风吹过，芦花如雪，水鸟、游鱼、田田的莲叶，如梦如幻的情景常常将人带入《诗经·秦风·蒹葭》的韵致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眼前是如雪的芦花，身后古槐树下，便是任霁初世代而居的家。这个清贫的小院里，不仅孕育了任霁初，而且孕育了遐迩闻名的书香传奇。

    在这样一块钟灵毓秀之地，“复得返自然”的任霁初心旷神怡，才思泉涌。任霁初是循吏，更是文章大家，他一生著述丰博，尤以晚年为多，著述涉猎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有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内心激愤的，如《愤诗四首》等；有同情农民疾苦，反映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的，如《劝农歌》《固本义》等；有憎恶官场生活，反映政治腐败，清官难做，渴望归田的，如《述怀五首》等；有解说儒家经典的，如《春秋论》等。

    佛教常言“放下”、“舍得”，对一般人都难，对久在仕宦中人，更是谈何容易。辞官归里的任霁初不仅是“放下”，而且是真放下，他舍弃的是官场上的案牍劳形和神心疲累，得到的是真正的解脱。“园带清流饥亦乐，松笼荒径暑何寒。颇闻江甸风涛恶，不碍柴桑诗酒欢。”（《书陶渊明传后》）带着龙归大海鸟入林的一身轻松。从“笔下有风云，眼中无富贵”的少年壮怀，到“敢抉空拳招虎兕，从来有胆是书生”的青年豪气，从“从民，则拂上；从上，则拂民”的矛盾纠结，到“园带清流饥亦乐，松笼荒径暑何寒”的安怡恬适，任霁初的路，几乎就是深受儒学和道教薰沐的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条共同的路，所不同的是任霁初能入得深刻，退得彻底，在其位谋其政，宵衣旰食，殚精竭虑；请辞归田，寄情山林，埋头著书立说，绝无半点藕断丝连，这种文人襟度，却并不多见。

    三

    他爱自己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情人民疾苦，憎恶官场恶习。在热爱的祖国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

    观赏故乡风物时才发现，故乡没有了当年的美好。

    1939年至1944年，日军4次进攻长沙，新墙河都是其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必须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岳阳人的血性，似乎天然地与这条河联系在一起。8月的新墙河，水面并不宽阔。就地形而言，河北岸是丘陵、低冈，河南岸，有一段平整的河滩。

    自1938年11月岳阳、临湘被日军盘踞，新墙河北岸、南岸就分别称为湖南第九战区防卫长沙及更南地区的“前进据点”与“第一线阵地”。当年，这条河流长达80余公里的沿岸，均有中国守军严防。

    因港口村地处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港口，港口，对外喇叭口，对内烟窗口，兵家必争是虎口。” 村庄偏僻处，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陡峭山路直通山顶。山坡上尽是碎石，两边有高过人腰的灌木丛。当年的树木比现在茂盛高大得多，最粗壮的树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村民们接济抗日官兵，毁家纡难，吃了不少苦头。

    新墙河河畔是一望无际的水田，田里的稻谷颗颗饱满。乡亲们正在田间地头忙着抢收，中国守军许团长挎着短枪，跑上河堤，一遍又一遍焦急地喊：“老乡们，赶紧收啊，鬼子要来啦!”

    彼时的任霁初顾不上收割自家的稻子，他带着儿子、孙子、女佣一起上阵，又鼓动了村里上百年轻劳力，忙着为军队端茶送水、修挖工事、筹集粮物。

    任霁初感慨地说：“我们只有迫击炮，能打多远?日军有大炮还有飞机，你说这阵地守得苦不苦?”

    男人将农田灌水后开挖成很窄的泥泞小路，以阻止日军的骑兵部队顺利通行。

    在后勤补给上，当时国军每个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两双。每日吃两顿饭，其中一顿是稀饭。

    粮食远远不够，老百姓们就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拌上白菜叶子熬粥给将士们吃，没有食盐，从牙缝里抠点出来……

    而在港口村，所有做这些的带头人，是这个叫任霁初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