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这是一张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写给兴国县工联的公函（图1），介绍邹泽良同志回家养病,并要求病好了之后，仍然要介绍其回单位工作。

    1934年10月5日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准备长征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的地址在瑞金，从瑞金县到兴国县，要经过宁都县、于都县等多个县。邹泽良同志身患重病，是怎样回到兴国的？回到兴国县以后的情况如何？我曾经在《红土魂——江西英烈网》，输入“兴国县——邹泽良”，没有得到结果。在百度输入“红军邹泽良”也没有找到结果。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国工会在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诞生。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会的通信联络机关，张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确定筹备全国性工会组织。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1933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随同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搬迁到瑞金，同全总苏区执行局一道，驻在瑞金枣子排村，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在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下，配合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了苏区工人运动，特别是在保障工人利益、开展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期间，全总组织领导召开了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纸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企业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团结和组织苏区工人，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贯彻落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令，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

    1933年至1934年红军长征前，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造成苏区工业品奇缺，价格昂贵，而土特产品又销不出去，价格猛跌，给苏区军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难。为了增加物资供应，保障军需民用，中央苏区的工人阶级，跟广大军民一道，紧密团结在党、苏维埃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周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恢复和发展苏区的经济事业，当做自己的神圣职责。苏区工人在一无技术二缺原材料三缺工具模具设备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靠自己的双手创办了一批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等。工人们不畏严寒酷暑、日以继夜地工作，使枪支弹药、军衣军鞋等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手工业，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8月前中央苏区只有生产合作社75个，至1934年2月发展到176个，半年时间生产合作社增长了二至三倍。

    苏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保障了战时供给，而且支援了农业，改善了人民生活，对于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保卫红色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地处赣闽交界的偏僻山区，工人文化水平低，工人中不识字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各级工会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大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组、训练班等，以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用《工农三字经》、《救穷歌》、《土豪恶》等以苏区革命为题材，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扫盲政治课本进行教学，很受工人学员的欢迎。苏区工人反映说：“三字经真好，学了文化懂政治。”据1932年12月江西苏区的统计，在江西苏区共开办工人夜校3298所，学员52292人；识字班19812个，学员87916人。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从1933年初成立至1934年10月撤离，在瑞金历时1年10个月。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下，先后建立了5大产业工会和5省职工联合会，辖62个县（市）工会组织，会员达14.5万人，工人运动进入全盛时期，在扩红运动、踊跃购买和主动捐献公债支援革命战争、春耕生产、编织草鞋、制作干菜、生产军服以及节省每粒谷子送前线等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绚丽的篇章。这一成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苏区工会的成绩与经验时指出，苏区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又成为广大工人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由此可见，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实际上就是当年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按照现在的行政级别是正部级。

    一个正部级机构给一个县级机关发出公函，在苏区应该算是最高级别的了，因为在此之上，只还有三个单位，即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除此之外，都是平级机构或者是下级机构了。因此，这是目前发现最高级别的公函了，在苏区红色文物中，这样高级别单位的公函是很难见到的。

    从图1可以看出，这封公函发出的时间是10月5日，没有具体年份。但所幸的是，与这张公函一起发现的还有一张通行证（图2），从而佐证了公函发出的时间是1934年10月5日。

图2邹泽良的通行证

    这张信函使用有“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抬头的便用笺，纸幅较大，落款加盖两个菱形印章，极其美观大方，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珍贵红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