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革命史，是一部创党立国开天地的伟大历史。黄冈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担当过特有的历史作为，创造出特别的历史荣光。

    黄冈地处湖北之东，大别山南麓，背靠江淮，濒临长江，连接豫南，毗邻皖西和赣北，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黄冈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奋斗，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党组织的活动从未间断、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从未间断，创造了30年红旗不倒的传奇，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黄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十七块革命根据地”[1]中“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2]发韧于1927年11月13日的黄（安）麻（城）起义，在大别山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民政权和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初步形成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929年5月爆发的商（城）南起义和11月暴发的六（安）霍（山）起义，分别创立了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20日和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特委及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把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统一组织起来，把分散在大别山的三块革命根据地结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3]从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揭开了大别山革命斗争艰苦而又辉煌的序幕。

    此后的两年，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粉碎了敌人三次大规模“围剿”，至1932年6月上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由4个师3个万人发展到6个师4.5万人，并建立了4个独立师，地方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4]“根据地迅猛扩大，东起舒城附近，南到黄梅、广济，西跨平汉铁路，北濒淮河，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黄安、商城、霍丘、罗田、英山5座县城，建立起26个县的革命政权，其中9个县（黄安、麻城、黄冈、英山、罗田、蕲水、蕲春、广济、黄梅）在鄂东。鄂东苏区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5]

    土地革命时期，曾四次建立的鄂东特委，以及其间建立的鄂东北特委和鄂东北道委，直属湖北省委领导，而且其领导机关绝大部分时间在鄂东境内驻扎和指挥。黄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不仅幅员面积、所属县域和辖区人口占绝大多数，并在不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黄冈是大别山区第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共存社创立的地方。1921年7月15日至21日，[6]由恽代英、林育英在黄冈（今团风县）八斗湾浚新学校创立了以“企求阶级争斗、劳务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共存社”。[7]

    ——黄冈是大别山区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1922年2月，由陈潭秋亲自发展的共产党员萧人鹄、胡亮庚等，在黄冈县陈策楼村聚星学校建立起中共陈策楼党小组。

    ——黄冈是大别山区第一次组织大规模武装暴动——“黄麻起义”的地方。

    ——黄冈是大别山区第一个成立县农民政府的地方。“黄麻起义”中的1927年“十一月八日，宣告黄安县农民政权成立，曹学楷当选为县农民政府主席。”[8]

    ——黄冈是大别山区第一支红军创建的地方。1927年11月中旬，“中共黄麻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将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9]“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建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10]

    ——黄冈还是大别山区第一个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1928年5月，由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的领导干部“在黄安檀树岗以西的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河南光山南部柴山保，并以黄安、麻城、光山边界等地为活动中心，恢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首先在大别山区“打响了开辟根据地的第一炮”。[11]

    二、黄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井岗山、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座红色巨山。”[12]

    马克思主义在大别山区的最早传播、农民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党组织的最先创立和武装起义的大爆发也都肇始于黄冈。

    在大别山中，马克思主义由黄冈人最初开始传播。“五四运动”前后，黄冈一批旅京旅沪旅汉的仁人志士和青年学生，通过办校、办刊、办报、书信联系或返回家乡，在工农民众和青年学生中，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尤其是以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义思想的鄂东籍知识份子，开始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8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汉，经过一番努力，于1920年3月在武汉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董必武主持校务工作。陈潭秋、陈荫林、刘鼎三、钱亦石、黄负生、刘子通等先后在校任教。学校教员以教书为掩护，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时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别山各地学生纷纷前来就读。黄安的董贤钰、张仁达、王鉴、雷绍全、王秀松、汪奠川、赵赐吾，麻城的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桂步蟾、徐子青、徐其虚，罗田的李悌云，大悟的张书田，黄陂的潘忠汝，新县的王志仁，光山的熊少山、杜彦威，商城的袁汉铭、董汉儒，英山的陈卫东等人，都是武汉中学的学生。这批人利用同乡、师徒和同宗关系，假期回乡开展“串党串团事业”，传播革命火种。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早期创始人。

    在大别山中，党的组织最先在黄冈创立。1920年10月，董必武（黄安人）、陈潭秋（黄冈人）、刘伯垂（鄂城人）、张国恩（黄安人）、包惠僧（黄冈人）、赵子健（黄安人）、郑凯卿（江夏人）等，在武昌建起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全国第三个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13]“值得注意的是，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开展建党。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实际是七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做‘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14]这段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的文字，指的是恽代英、林育南组建的“共存社”。1922年2月，陈潭秋与萧人鹄、胡亮庚在黄冈县陈策楼村聚星学校成立中共陈策楼小组，1924年8月，陈潭秋又组织陈学渭在陈策楼建立了中共黄冈支部。这是鄂东农村也是大别山区最早建立的共产党支部。与此同时，董必武与武汉区委研究决定，鉴于黄安、麻城当时尚未建立党组织，首先在武汉成立中共黄安、麻城工作组，回县后再发展党员和党组织。

    在大别山中，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最早在黄冈兴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党团的组织相继成立和发动，摧生鄂东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并以排倒海之势向地主阶级猛烈冲击。“据1927年3月的统计，黄冈、黄梅、罗田、麻城、蕲水、蕲春、广济7县均建立了县农民协会和筹委会，会员总数占全省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其中黄冈县会员达11.35万人之多，居全省之冠。”[15]另外，1927年5月，黄安县10个区、210个乡全部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正式会员达5.6万人之多。农民协会骨干分子中的不少人后来分别成为当地的党团组织和武装起义的发起人。

    在大别山中，武装起义也最前爆发于黄冈。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传到鄂东后，“九月暴动”遍及黄麻北部山区。10月，“黄冈回龙山暴动”和“蕲黄广暴动”纷纷爆发。11月3日，中共黄麻特委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小学成立暴动总指挥部，决定发动武装暴动，夺取黄安县城。11月13日下午，“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及七里、紫云两区义勇队共2万余人集结七里坪，晚10时许，成千上万的农民奔向县城（到县城时还包括红安高桥 和黄陂等起义军一共3万多人）。14日凌晨，农民武装从城西北门攻进县城。全歼县警备队，活捉了县长，缴获枪支子弹。18日，在城南教场岗（应为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处决数名土豪劣绅。旋将黄麻两县农民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至12月6日晨4时，县城失守。”12月29日“鄂东军转移到木兰山，后开辟柴山保革命根据地。”[16]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爆发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武装起义，是一次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广州起义时间持续最长并实现全境完全解放的武装起义，打响了鄂豫皖边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7年11月的湖北黄麻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黄麻起义的成功影响很大，引起巨大的震动。”“从黄麻起义，到以木兰山为中心地区的上山打游击，再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武装割据，创造的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每次都跨出十分重要的一步，从而为建立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7]

    三、黄冈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中国人民军队起源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夏，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30万人，先后建立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以及各地独立的红军部队。”[18]

    大别山是红军的故乡，黄冈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召开的后，鄂东党组织迅速响应，高举“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旗帜，大力发展以正规军为主的武装力量。1927年至1933年，相继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红一军、红十五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组建重建再建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抗日战争时期，黄冈先后走出新四军四支队、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新四军五师十四旅等四支抗日武装。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它肇建于黄麻起义和后来的商（城）南、六霍起义。这支部队最初由1927年11月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300余人，发展到1930年改编为红一军的2100余人、1931年3月改编为红四军的12500余人、1931年11月组建红四方面军的近3万人和1932年6月扩展到4.5万人，再到“1933年秋，发展到8万余人（不包括军政机关和军工厂2万人），占全军（全国工农红军）最高人数的四分之一强。”[19]1935年7月到1936年7月间，红四方面军仍有“三万余人”，[20]比红一方面军的“一万一千多人”[21]（包括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三千四百人并入第十五军团，实际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7600人，与聂荣臻、彭德怀、黄克诚、李维汉、毛泽东等人回忆的情况相符）和红二方面军的“一万七千余人”[22]的总数还多。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红四方面军不仅“共歼敌约36万人，战绩辉煌”，而且还开辟了鄂豫皖根据地和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余万的川陕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四支红军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它于1931年10月在安徽金寨麻埠初建，1932年11月重建于湖北红安檀树岗，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之一。在红四方面撤离大别山后，坚持鄂豫皖根据地两年之久。1934年11月，奉党中央命令长征北上抗日，历时10个月，途径5个省，经历大中战斗数百次，粉碎了20余倍已于的顽敌围追堵截，歼敌正规军8万余人及大量地方反动武装，转战近万里，沿途还独立开辟了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的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既是一支最年轻的部队，又是一支为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补充大量兵源的部队，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增员的红军部队。长征出发前，全军共有2980人。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时全军达到3400多人，在陕南还留下1700余人（红七十四师）。后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并入红一方面军。“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23]徐向前评价：“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24]

    红二十八军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唯一一支保留军级建制的红军部队。这支部队最初于1933年1月上旬组建于湖北麻城大畈，同年4月初、10月和1934年4月先后编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转移出大别山后，红军游击队不足2000余人。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1935年2月3日，高敬亭集中鄂东北独立团和红二一八团，在安徽太湖（今岳西）凉亭坳再建红二十八军。此后，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以鹞落坪为大本营，高敬亭先后率部转战于英山桃花冲、蕲春北部山区、浠水三角山、黄冈大崎山、麻城龟山、黄安老君山和七里坪等鄂豫皖边区，面对强敌的疯狂围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卓绝，突破重围，把鄂豫皖边区创建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积（鄂豫皖三省边界45个县）最大、牵制敌人最多、保存力量最强的游击区，使红军血染的战旗始终在大别山高高飘扬。1938年2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据1938年4月12日新四军秘书处统计，在四个支队中，第四支队的兵员占百分之三十六，长短枪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轻机枪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25]成为新四军初建时期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

    四、黄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地。

    中国革命从传播火种、武装割据、冲破围剿、战略反攻直到最后胜利，历经千难万险，浴火重生。中原突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渡江战役这些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的经典史诗，在鄂东大地一幕幕地上演。

    举世震惊的中原突围，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1946年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约30万人以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为目标，大举围攻中原军区部队。我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二”的指示精神，立即组织部队分右左两路立即突围。右路部队约1.5万余人，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领，于8月初突围至鄂豫陕边界地区，并在卢氏、灵宅、洛南等开展游击战；左路部队共一万余人，由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于7月20日越过津浦铁路，进入苏皖解放区；鄂东独立第二旅由张体学率领6千多人，掩护主力突围后，继续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中源军区部队在面临全军履没危险的情况下，英勇顽强，杀出重围，“完成了在战略上牵制数倍于已之敌，在战役上克敌制胜，突破重围的任务，为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26]中原突围“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7]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伟大壮举。1947年6月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党中央“外线作战、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四个纵队12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顶着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8月27日直插大别山。8月31日攻战麻城，随后连克红安、罗田、英山、浠水、蕲春、广济、黄梅等重镇，收复22座县城，很快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震大江南北。10月24日，刘邓大军司令部决定“在敌人必径的，对我极有利的高山铺地区（蕲春、广济两县交界处），以预伏的手段歼敌于运动之中。”高山铺战役从10月26日凌晨到27日下午2时结束，我军以900余人伤亡代价，全歼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师、五十八师共1.26万人。高山铺战役大捷的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一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在那里站住了脚。”[28]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牵制了国民党军的33个旅，并留下了大量干部到地方工作，重建起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毛泽东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以来，革命战争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29]

    渡江战役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加快解放全中国进程的转折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兵力，阻止我军渡江，以图“划江而治”。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共120万人，从1949年4月20日晚到6月2日止，历时43天，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大部队分三个阶段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镇。在此之前的1949年3月11日至5月14日，中原军区（鄂豫军区）配合第四、第二野战军一部，奋力合围，摧毁了国民党在鄂东地区的反动统治，解放了鄂东全境。随即，鄂东各县立即动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支前活动。全地区各县“要人给人，要船给船，要粮给粮”，共筹集“1.2亿斤粮食、7000多万斤柴草、1000多万斤食盐、1500只民船”。[30]同时，动员100多万民工运送粮草，修路搭桥，筹制船只，积极支援解放军35万人、3万匹牲口的渡江之需。”5月15日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开始举行汉（口）浔（阳）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200公里江岸强渡长江，随后解放了武汉、鄂南和赣北广大地区。从上海到武汉之间的整个渡江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进军，对完成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31]宁沪皖赣鄂包括黄冈人民在内的支前活动，“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