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上半年，在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上，以醒目的标题，公开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文章作者的观点，租界的设立，完全是帝国主义利用当时封建官僚的愚昧无知、腐朽透顶而使用欺诈的手段逐步形成的。1845年，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同上海道台订立了一个《上海租地章程》。粗看起来，这个章程似乎是些事务性规定，并没有取消中国在出租土地上的主权。但英国人却巧妙地利用它，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国中之“国”。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意味深长地点明了主题，租界的设立，不仅扩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剥削，“还培植了中国的买办阶级”。这显然是在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

　　从表面上来看，租界制度的形成似乎是由于上海道台的糊涂，但作者的用意显然并在此，而是较为隐讳地表明了对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的疑虑。担心对外开放政策会导致中国丧失国家主权；担心外资经济会对我国的民族工业造成冲击；担心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会造成一个新的买办阶级。这篇文章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它表明了一些人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外资经济的忧虑和疑惧。同年4月，某报又在《读史札记》栏目上登载了《痛哉！〈租地章程〉》，提醒人们：“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是不可忘记的一页。”与其说这些言论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不如说是借题发挥，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搞经济特区。

　　另外，人们议论较多的还有：特区是经济特区，政治上特不特呢？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可见我国在创办特区之初就已明确了特区的性质。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人对特区不放心。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问题的焦点。1982年2月末，针对这些问题，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针对人们对沿海经济特区未来发展前途的忧虑，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文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真正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和发展外资经济的大方向。他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肯定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这并不可怕。

　　当时，有些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