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胡耀邦政治生涯中的生命基因,终身未变。
我国的改革事业发轫于“文革”之后,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他对这一伟业的认识程度和实施方法到底有无一种简明扼要的概括?我认为有,这可以从他在1983年对深圳特区的题词上得到集中反映,那就是:“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这四句话就含有对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若干思考成份。
我家老三对父亲的旧影集做过一番整理,延安时期父亲的照片最多。我在翻阅父亲旧照时,一次突然注意到他有8张延安时的照片,都别有一枚金属五星胸章,他戴着这枚胸章,或在演讲,或和战友留影,总之都是军风军容严整、精神面貌昂扬的形象,周围也多有佩戴这枚胸章的前辈。
他为何这么喜欢这枚胸章?我开始以为这是他因获奖而特别自豪使然。去年11月,余建亭同志告诉我:这是“红军建军十周年纪念章”,经过长征的红军将士都发有这样的一枚纪念章。余建亭是1937年8月1日从北平来到延安的大学生,他就亲眼见过父亲佩带的这枚胸章。虽然父亲戴的是红军的胸章,但穿的衣服却仍是国民政府发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帽徽也是“青天白日”的徽标。
写到这里,不由让我想起一段感人心灵的战争史诗。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华民族立即投入到一场捍卫民族独立的神圣战争中去。3万多名红军战士誓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将士要脱下红军军装,摘下八角军帽上的红星和领章,改穿国民革命军军服。这对绝大多数红军将士来说,在感情上极难接受。
1937年8月 28日,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一场夏雨如泣如诉,几千红军将士全身湿透,经过3个小时的动员,大家才摘下红军的八角帽,戴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八路军军帽。9月6日,在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率领换装整编的一二九师全体官兵庄严宣誓:“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引自《刘华清回忆录》第86页)最后他指着自己帽子的“青天白日”帽徽大声说:“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在这之前的 7月22日,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刘伯承说到世界大局的变化,我党的立场问题:“卢沟桥事件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刘伯承大事年表》)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看来,日寇当前,必须共赴国难,只要我们为工农、为民族利益的立场不变,其方式方法、形式行为都可以随国内外总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此前提下,我军不但可以换装,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甚至在一定场合下呼喊“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都并不为过。忠诚于人民事业的红军指战员、共产党员干部,在八路军整编过程中受到了一次阶级、民族关系大调整的深刻教育。谁因此而立场变了,就可能成为张国焘,谁不改变方法,谁就可能还在深山密林中做山大王。
从耀邦同志如此珍爱这枚纪念章来看,我深信他接受了这种教育,对这场深刻的变化有本质的理解。可以说,“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生命基因,终身未变。
扩大一点讲,珍爱这枚纪念章的绝非他一人,而是一个群体。杨勇、张爱萍的家人也说过,他们的父亲也特别珍爱这枚“红军建军十周年纪念章”。佩带这枚纪念章,在回忆录中留下照片的红军将领,我查到的就有谭政、何长工、彭绍辉、李聚奎、黄永胜数人。此项纯系因爱好而做的查寻工作还应继续下去。
耀邦同志第二次正式穿上国民党军装是1946年4月。他因急性肝病被叶剑英参谋长接到北平医治。他不是军调部的在编人员,但为治病、生活方便,组织上安排他为我方的整军处处长,穿少将军服,住北平饭店二楼。解放战争爆发以前,他的立场是主战派,他曾建议在1月14日国共停战令下达以前,围歼国民党石觉13军抢占当时热河省平泉县的先头部队,若抓到石觉可以放人,学晋冀鲁豫野战军活捉史泽波、马法五等人的先例。解放战争初期,陈正湘、曾思玉、郑维山司令对耀邦同志的评论是:胡是从大后方来的,从机关来的,总认为自己作战的军事经验不够,总是往前线跑,求战心切。
用共产党人的立场和方法,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说明红军改编和换装的历史现象合情合理,可以立住脚,但多少总有一点立场高于方法,认识论重于方法论之嫌,往往会给各种错误倾向留下庇护空间。我认为更为彻底的观点是,认识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方法论是怎样改造世界的问题。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在哲学家未彻底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能人为拔高任何一方。
曾有记者这样问我:您父亲对现代西方社会接触不多,对现代西方思想、文明了解有限,这造成了他的局限性,认为他更多凭善的直觉、人道的本能来认识中国的政治,反思的批判力度有限,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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