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和客观报道红色政权的一批外国新闻记者，包括斯诺、詹姆斯·贝特兰、史沫特莱、白修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成为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和最尊贵的客人，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与礼遇。

　　1970年，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在那次重返中国的旅程中，他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站在毛主席的右手边，与主席谈笑风生；他美丽的妻子则站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出神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那里旗浪起伏，人海沸腾。

　　然而那女士已不是海伦。此时，海伦正独自一人呆在麦迪逊镇上的老房子里——1949年5月，海伦与埃德加离婚了。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海伦本人后来曾对其中国朋友大略提及，原因之一是两人想要的生活不再一致，海伦希望继续写作，而埃德加想要过有儿有女的安定生活。

　　离婚那年，海伦42岁。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

　　对于那份失去的爱，海伦心中到底有多少遗憾，多少惋惜？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但海伦在其晚年回忆录《旅华岁月》里写下的一段文字，或可视为她对自己与埃德加之间那段情缘的回望:

　　“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对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们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但又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两人之间也不谈及这些事。这段经历本应使我们俩得到比离婚更好一点的结局。但是，我们俩离婚的结局却暗含在这段经历中。

　　“一出没有怜悯、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恶之争的戏还算是出好戏吗？”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斯诺。那年秋冬之交，金坚范陪着基金会会长张锲赴美向海伦颁奖。他清楚地记得，临别时，海伦拿出一份当年9月30日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一篇题为“毕生热爱中国”的写她的文章，提高嗓门说:“这不是一个毕生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

　　她说，从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两人小组，任务只有一个:从事实中来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她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都不过是独立思考、客观报道而已。

　　1997年1月，海伦·斯诺以90岁高龄病逝。而埃德加·斯诺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埃德加死后，根据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海伦死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有私人的情感纠缠都随时间而去。惟有一份对中国的共同挚爱，或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关系，永远维系在两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