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也采访了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他笔下的红军领袖有几十人之多，但奇怪的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的党和红军的核心人物王稼祥却只字未提……

    在中共党史上，恐怕没有哪部书像《西行漫记》那样在海内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了。１９３６年６月，由英、美几家报刊出版社资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怀揣宋庆龄的介绍信，在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医生的陪同下，秘密进入陕北苏区中比延安更为偏远的保安采访。斯诺是第一个到访苏区的外国记者。四个月后的１０月下旬，斯诺悄悄返回北平。随即，斯诺在夫人海伦·福斯特的帮助下，抓紧写作。不久后，斯诺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刊发保安访问报道，在中国文化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初版，这本书又译为《西行漫记》。以后，此书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畅销书。

    斯诺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也采访了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在他笔下的红军领袖有几十人之多，但奇怪的是，凡是读过《西行漫记》的人们不难发现：《西行漫记》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曾投过“关键性一票”的“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的党和红军的核心人物王稼祥只字未提，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祝捷大会上负伤说起。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７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为了庆祝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总政治部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乐安县以东２１公里处的谷岗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以及总政治部秘书长萧向荣、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莫文骅等几十人参加了会议。到前线来慰问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参加了会议。

    谷岗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洼地，当时住有５０多户人家，红一方面军总部也驻扎在这里。正当周恩来作报告时，国民党军飞机对会场滥施轰炸，王稼祥迅速组织同志们疏散、隐蔽。当王稼祥忘我地送走最后一批同志转身隐蔽时，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他不幸负了重伤，倒在血泊之中。

    王稼祥负伤后失去了知觉，周恩来、萧向荣等立即请时任军委卫生部部长的贺诚前来急救。经检查，发现他腹部多处中弹，炸弹碎片还在腹中。后来，王稼祥忍受着剧痛，让医生用电动磁铁吸出弹片，但一些打进肌肤深处的碎弹片却无法取出。贺诚建议立即送王稼祥到瑞金后方医院治疗。

    在瑞金后方医院，彭真（又名龙伯）、王斌为会诊大夫，他们立即为王稼祥治疗。王斌后来回忆治疗王稼祥伤病的经过时说：王稼祥“伤势不轻，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把升结肠打通了，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穿孔感染，可发生弥漫性腹膜炎，按常规必须在负伤６小时内手术，缝合升结肠上的穿孔，防止腹腔感染。当时没有Ｘ光机，弄不清残留弹片的情况，当时的主治医师情况不明，不同意手术，采取保守治疗，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给上海地下党发了电报，由他们搞了一台Ｘ光机，我们派了一个营的部队到封锁线接回，运到苏区。照了Ｘ光后，弄清了弹片在右肠骨窝上。当时王稼祥同志已发生右下腹的局部结膜炎，右肠骨脊内侧有脓肿。由于当时只切开引流，没有把弹片刮出来，腐骨未清除，一直流脓，只好天天换绷带。”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王稼祥腹中的弹片和腐骨未能全部清理干净，伤病难以治愈，以至给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