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这样的身体状况,王稼祥仍然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和数万红军一道,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把抽脚藤躺椅。他忍着病痛发表了重要讲话,投了支持毛泽东的“最关键的一票”,使“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的瓦窑堡。王稼祥身体极度虚弱,伤口感染,经常发高烧不止,有时昏迷达五六天。王稼祥的伤病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心,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为他治疗,周恩来还向李克农交代,要他趁与张学良谈判的机会到西安采购药品,供王稼祥治病之用。
这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保安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收集了关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重新回到保安,从保安顺利地回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出发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通讯的报道,然后把这些报道汇编为一本书,书名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当时,斯诺先后采访了那么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不采访王稼祥是难以想像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之所以没有报道王稼祥,是毛泽东有意的妥善安排。当时,毛泽东为王稼祥治病的事,特别找到斯诺,对他说:“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三大主力会师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是为了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斯诺庄重地向毛泽东承诺:保证在自己出去以后报道的所有文章中不提王稼祥。但是,《西行漫记》里还是出现了王稼祥。当我们打开这本书,翻开前面的第十幅照片时,就出现了王稼祥的身影。这一张合影,王稼祥头戴八角帽,和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斯诺在《西行漫记》没有报道王稼祥体现了党和军队领导人对王稼祥的爱护和关怀,体现了毛泽东的伟人风范。正是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怀下,1937年初,王稼祥由贺诚陪同,经西安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威,乘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抵达莫斯科。从1933年至1937年,4年多的时间,始终缠绕、折磨王稼祥的弹片和腐骨被苏联医生从腹部取了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稼祥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之后,他又重新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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