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海伦亲眼目睹了那段特殊的时刻:“卢沟桥事变后的整个七月间，延安的气氛充满了疑虑。每晚，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旁挤满了心情焦急的听众，街头巷尾到处是忧心忡忡的猜测。红军总是整装待命，一声令下，五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七七事变’后，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一封42年后送达的主席亲笔信

　　那次会见后不久，时局的变化天翻地覆。按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22日，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全中国的红军，都穿上了南京政府供给的国民党军服，连朱德也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

　　当时的延安群情激昂，人人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想留在后方。战士们开始试枪，枪声在小山谷里回荡。

　　海伦询问了很多人，对红军整编成八路军有什么想法。“在危亡之际，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统一。”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回答，包括海伦的小警卫员。但在他身上，海伦还是看到了另一种同样真实的情感。

　　8月29日，海伦在笔记本里记录下这样一幕:“我看见我的警卫员，他战战兢兢地用手指拨弄着新发的国民党军帽，搓着那颗资产阶级的青天白日搪瓷帽徽。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