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社会主义践行巴黎公社原则是比较好的。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始终坚持把民主科学，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放在思想建设的首位；体现在毛泽东主席忠实的践行巴黎公社原则，一生都在探索中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新路。为我们认识巴黎公社原则，实践巴黎公社原则，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为完整、准确、创新的实践巴黎公社原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毛泽东一辈子都在研究巴黎公谈社原则，都在践行巴黎公社原则。对巴黎公社原则思想有着自己深入的独到的研究和实践。民主选举的实质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实行。对此，毛泽东主席的实践与探索是一辈子的。

    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指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研究会推荐毛泽东担任书记干事。（《毛泽东年谱》第1卷、第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920年10月5日、6日，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有377名代表签名的《建设新湖南之建议》。

    建议书认为：“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均属革命行动，他组织的政府确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以免乱生枝节，比较现实。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政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告建成。”（《毛泽东年谱》第1卷、第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在《湖南人民宪法会议选举之要点》一文中，毛泽东写道：“（一），用直接选举法，（二）用普通选 限制。（三），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未成年者（以18岁为成年）。二，有精神病。三，吃食或贩卖鸦片者。（四）现任官吏及现役军人当选为本会议代表时当解除原职。（五）用记名报名法。（六）选举人应当亲自在场投票。（七）选举日期由革命政府决定各县同日行举。（八）选举期限至多不得过两个月。

    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要点

    （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以湖南各县人民取选举之代表组织之。（二）各县选举代表之名额，大县八名，中县六名，小县四名。（三）省会应特别选出代表，其名额与大县同。（四）代表自行集会。（五）代表制宪以三个月为限。（六）代表往来旅费由公家分远近给发。（七）代表不给薪俸，每次出席给予出席费一元。”（《毛泽东史迹录》湖南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页）

    毛泽东早期的宪政实践以及这篇宪政文献，表明毛泽东对巴黎公社原则是十分熟知的。

    1926年，33岁的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广州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会议上，毛泽东发表演说时指出：“巴黎公社是开的文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我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搞得非常好，边区政府就是严格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实行选举的。习仲勋、李鼎明就是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的边区政府领导人。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他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真正的宪政绝不会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2——736页）

    毛主席的这一讲话明确了中国的宪政的性质。中国的宪政，不是欧美式的，也不是苏联式的。而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

    1944年6月12日，51岁的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讲话时毛泽东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都应该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重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之间，各部分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分析师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国家， 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都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到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

    “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取胜，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9——170页）

    毛泽东主席的这篇讲话，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宪政的具体目标和内容。这标志着中国的宪政与世界是同步的，中国的民主不仅仅是选举的民主，而是全方位的民主。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是全方位的民主。这种民主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

    1945年8月28日，出席重庆谈判。在重庆机场，毛泽东发表上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商定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公布。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蒋介石宣布四项承诺：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毛泽东年谱》第下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46年2月1日，毛泽东在审定修改的《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重庆谈判已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46年2月9日，毛泽东与美联社谈话，指出：“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中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46年，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曙光在前。但是，蒋介石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的力量，向延安进攻，占领了延安。打响了国内战争的第一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结果，仅仅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200的人民军队，200万的民兵武装，对抗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取得了解放全国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许多人都认为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表象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是也取得了思想文化上的胜利。毛泽东戎马生涯，一辈子都在研究巴黎公社原则思想，都在实践巴黎公社原则。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最关键的是思想文化的胜利，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人心不是打仗打出来的，而是仁者无敌，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行为以及官兵一致赢得了人心。这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胜利的认识。所以，蒋介石到到台湾后，学习中国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搞民主政治，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台湾的经济就发展了，成为亚洲四小龙。对此，担任过十多年苏共大型企业党委书记的蒋经国是有大功劳的。蒋经国熟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搞巴黎公社的民主，是没有思想理论障碍的。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作风。而同时，大陆的共产党许多人却丢弃了自己的优良作风，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贪污腐败到了极致。1989年1月，胡耀邦与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君虎深（蒋经国、邓小平、杨尚昆在苏联的同班同学）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历史的相互变化的问题。所以，胡耀邦对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说：“中国一百多年以来，有上百个政党，有几十种主义在中国都实践过，最后，人们还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这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七十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胡耀邦在中国政坛上的最后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胡耀邦思想年谱》，第1363页。）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蒋介石办公室的墙上挂的就是“民主科学”这四个大字。这四个字的最深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的思想原则。在资产阶级所有的思想家中，没有任何人的民主科学思想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高度。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庄严的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晰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页）

    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这里，毛泽东为后来人留下了一个历史的发展空间，即“完全的宪法。”完全的宪法需要我们后人来续写，因为，经济基础还不够强大。毛泽东说：“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力的物质保障，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页）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做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差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2页）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其中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执行。”（同上，第292页）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同上、第293页）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同上、第293页）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同上、第295页）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说了算。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同上、第294页）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上、第297页）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第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同上、297页）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造的民主方式。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借鉴了苏共的经验。但是，毛泽东系统的归纳总结提高，使民主集中制更加充实，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化，制度化。

    但是，中国实践民主集中制，由于没有制度化的规范，实际操作起来，集中就多于了民主，民主的基础不牢，集中就容易形成一言堂、家长制。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意义远大。毛泽东自己就说他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1978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对，后果很严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践行巴黎公社原则。这个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相关的原因就是反修防修。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说，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都是正确的。不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就不可能走自己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之路。从苏联解体的客观现实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前瞻性的思想革命。从反修防修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是有意义的思想革命运动。问题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历史的一场文化浩劫，这说明，有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就会有好的结果。恩格斯曾经阐述过历史的悲剧的产生，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即个人的愿望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冲突，就会产生历史的悲剧。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任何好的动机一定要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吻合。否则，就会产生历史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践行巴黎公社民主政治的一种新方式。就是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这种监督就范围和形式来说，已经远远超过巴黎公社原则的范围了。这种监督比巴黎公社原则的范围更深入，更广泛。这与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动机是十分美好而健康的，与毛泽东主席1949年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两个务必”的讲话精神也是一致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的五七道路，提出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毛泽东本人看来，都是实践巴黎公社原则的种种方式。通过文化大革命，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得到整治，这是客观上的实际收获。而且，也符合巴黎公社原则人人平等的精神。

    但是，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却是不对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横扫四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等等行为，本身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它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对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很严重。这个严重的后果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有好的出发点，有好的动机，实行起来，一定要有好的制度相匹配。任何社会运动和社会形态，假如没有文明制度的引导、文明制度的规范、文明制度的管控，文明制度的发展，就一定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害。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如此。所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很重要，这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