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组建晋冀鲁豫炮兵旅供给处时，父亲又点名要柳怀杰到他负责的供给处来工作，而且在军需股做了军需员。根据形势的需要，供给处的架子还没有完全搭建起来，就投入军务、军需、培训、军备各项工作中去。乘着各股还没有明确分工，父亲找军区要来筹备款项后，就带上罗建勋、柳怀杰等八九个人到内蒙古去购买拉炮的大洋马。有人奇怪:时间那么紧张，条件那么艰苦，任务那么繁重，何处长带上瘦弱的小老头做什么？父亲自有他的道理：荣校工作那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性子是慢些，从不会误事。可贵的是，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他比你想得周到仔细。事实证明，父亲在较短时间里胜利完成购马任务，并使驭手和马匹迅速投入训练，慢性子柳叔叔是功不可没的。别小看柳树叔叔。他年龄比父亲大，比粮秣股、财务股、审计等几个股的人年龄都大。但他的稳重、细致、谦让等，却得到供给处上下的好评。

    母亲记得，怎么好人总是有着急事呢？柳叔叔的着急事由来已久，那就是从母亲认识他就开始有了的婚姻大事。奇怪，从年轻到他到40多岁还没有结婚成家，而且别人给他介绍几次都没成。原来他不懂谈对象。延安人的婚姻都是靠组织介绍。就是介绍了，也还有互相认识认识，互相表个态什么的。母亲说柳怀杰可不是这样的。他以为介绍给他的人就是他家属，一次两次，什么也表达不了。延安有本事的男同志多得很，女同志又少得很。象老柳这个样子的，能找到对象结婚成家才怪呢！于是乎，帮老柳成家，成为母亲的一大心事。然而，这档心事一直压了母亲多年。她总觉得，对不起这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同志哥。

    可真的成为他家属的人，是到石家庄我父母转业到北京以后。炮14师的老战友们，与石家庄及周边的永壁镇等驻地老乡们关系非常好。听说在军地两方热心人的共同努力下，帮助他找了一位农村妇女。还听说，这个农村妇女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他们结婚以后，竟然还有了一个孩子。父母听说后高兴极了。母亲说柳怀杰老年得子，这是老天爷对他的奖励。父亲玩笑地认为，老柳的婚姻不再陕北在河北，不在延安在石家庄，不在荣校在炮14师。其实，不管父母怎么高兴、怎么赞美、怎么祝福，这都是他们多年来对柳叔叔家庭婚姻的美好心愿。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在他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因柳叔叔的病逝而嘎然发生变化。父母为此难受多日。尤其是母亲，她为这个期盼婚姻、热爱家庭的老实好人无限惋惜和遗憾。多会儿想起来，母亲的心里都充满这种感情和深深的怀念。  

    在荣校，你要问金占魁是谁，肯定都说不知道。可你要问：“你认识黑老金吗？”或者“你认识蛮子吗？”再或者“你认识大金牙吗？”肯定没有不知道的。因为黑老金太特别，特别到从来没有人关心和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知道黑老金没有家。说他没家，一是不知道他老家是哪儿，二是他没有家室，只知道他从小参加革命，并跟随一方面军经历了长征。听说，他长征的时候抬过毛主席。虽然谁也说不清具体情况，可是也没有人怀疑。有的时候，他也爱同一些四川籍的人摆龙门阵。但他长征背过毛主席这段儿几乎每次都讲。不管讲过多少遍了，可从来没有人听清楚过。随他怎么讲，听故事的人只记住了：毛主席的个子老高，其实还没有我老金高。他们都说主席重，讲我背不动。我往地下一蹲，只要主席往我背上一爬，我背起就走，腰都不弯一下。他们看我劲头大要我去挑书箱，我不去。我还是喜欢背人。他讲完后就是哈哈哈哈一阵大笑。这就是告诉你他讲完了。要说他抬过毛主席，还有那么点叫人相信。要说他背过毛主席，似乎就不太叫人相信。因为人们没有听说过，长征时主席要人背的事。

    黑老金不仅有两米高，而且膀大腰圆，脸色铁黑。荣校好多人都说他简直是座黑铁塔。孩子们看见他都害怕。他说自己是安徽人。听他说话，好像有点安徽口音。可也有人说他是四川、西藏人。可是他口齿不清，加上说话的声音又粗又高，谁也搞不清他到底说的是一口什么话。不管他是哪里人，也不管他什么口音，反正他性格有些内向，一贯与人交往、交谈都少。

    老金人黑，可是他的牙齿特别白。令所有人奇怪的是，在他的一口白牙里的下牙中间，却有一颗金光闪闪的大金牙。穷苦人活命都难，怎么会有钱镶牙呢？黑老金家里到底是什么成分，做什么的？他为什么要镶颗大金牙？他镶牙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家里该不是强盗吧.等等，等等。如此的怀疑和问题太多了。多到没有人问和没有人再提的地步。时间一长，几乎都没有人再去想这些了。因为在接触中发现，黑老金头脑很简单也很单纯。他一天到晚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你如果给他安排工作多了，他都会记不住。让他到什么地方干个啥或送个什么，他绝对是直来直去。谁对他说到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什么的，他会觉得很神圣，很激动。有时还会严肃地起立敬礼。

    黑老金手大，他一伸开巴掌，一个大人头都能握在手心里。手指头特别粗，每个指甲盖都又大又厚，看着挺吓人。而且他力大无比。别人一肩挑2桶水，他一肩可以挑4桶。谁要跟他比力气时，他的蛮劲就上来了，会把碗口粗的小树摇几下就连根拔起。开荒种地时，样样工具在他手都象小玩具。分给他的活计，他七弄八弄就干完了。但是做得粗。不管干什么，总得有人在后面给他擦屁股。可是他从来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人们说他是个大力士。他有着似乎永远也使不完的力气。

    可是，荣校的人，从来不因为他的单纯、简单、甚至有些傻呼呼而欺负他。相反，大家关心他，爱护他、体贴他。因为他特别有爱心。他对荣校的每一个残疾人都特别尊重，爱帮助他们。我家和荣校的那些妈妈们，大都受过他的帮助。可这些妈妈们呀，吓唬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说：“黑老金来了。”说也怪，就是这般吓唬，可小孩还喜欢他。他只要一露面，周围总有一群孩子围在身边。你从远处一看，特别好笑，因为就象是大象周围有一群可爱的小鸡——他和孩子们的个头悬殊太大了。然而，就是这么个蛮人，这么个长得丑丑的人，却以他的淳朴、善良、乐于助人、不懂惜力、不知劳累，赢得荣校上下及老幼的亲近和好感。父母对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帮他成个家。他应该能享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几十年来，父母与黑老金的情谊，对他的思念，常常影响到我对幼年生活的回忆。所以，黑老金在我的记忆中，总是那么强烈，那么鲜明。

    父母在荣校时，有个特别知己的医生叫何光春，他的妻子叫王显兰，是卫生所的护士。他们都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开始父亲因为伤残与何医生接触多些，以后，就慢慢熟悉起来，再以后，两家人就成为很知己的朋友。他们只要谁到谁窑里串个门，那就都成“沉屁股”。如果说还有点什么小菜，喝两盅烧酒，那就更没完没了。就是后来在撤离延安的行军路上，他们依然互相关心、互相惦记。我还记得，他们在一次敌机长时间轰炸之后，何医生照看完大人孩子，就急切切地找到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从怀里掏出个装水的玻璃瓶子，又从挎包里拿出个搪瓷缸子，往里面倒了些，然后又从小水壶里倒了些水在缸子里，递给父亲。父亲接过杯子没说话，刚要往嘴里喝，他又拿几个干辣椒递过来说：“炳文，给你压压惊。干辣子就自制烧酒——过瘾。”只见父亲头一仰，一口酒下肚。两人都会心地笑了。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笑什么——原来那酒是用酒精兑的水。可酒是辣的，干辣椒更辣，这种吃喝受得了吗？何医生说舒服得很，而父亲则说：“美太太”（就是特别美，这是陕西方言）他还会说苦中的乐最美！等我长大后，知道父亲与何医生之间的“会心”就是知己，就是默契。人之间若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是很让人羡慕的。母亲和王阿姨虽然不赞成他们这样喝酒，但却常常被父亲和何叔叔的真挚友情所打动。

    我从父亲母那里知道，何医生是红小鬼。他参加长征时才14岁，人虽小但聪明。他的一套为人治病的本领，完全是在部队自学的。他是四川人，性情火辣辣的。但因与父母年岁相当，所以很有共同语言，加之四川与陕西临界，吃苦耐劳，尤其是爱吃辣椒、爱喝口小酒的习性，使他们很合得来。荣校的人，都知道两个老何象亲兄弟。父母都是不爱夸人的人，可对何医生的自学成才，高超的医术，及视患者如亲人，都是他们言谈话语中常常提及的内容。可两家人1948年分开了。父母去了炮兵，重新披挂上前线，而何医生和王阿姨奉调到别的部队。因为那时接到命令即赴任，走得太匆忙，所以在父母的心里留下很大遗憾。而且分别后，一直无音信，这就更加深了父母对他们的思念。然而，父母总相信两家人还有见面的机会。可是，当打听到何医生和王阿姨都在昆明军区后勤部工作时，父母的这种思念就变成了一种急切的企盼。但谁能相信，因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使父亲带着对何医生和王阿姨的深深思念而离世。如今，何医生和王阿姨都已先后去世，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没有音信，而母亲对他们一家人的怀念和思念，无论怎样也挥之不去。

    母亲记得，“文革”中的一天，突然有位消瘦、军人模样的人找到家里来。他进来与母亲相视片刻后，相互不约而同地叫出“文清”和“老何”。顿时，两人都流出热泪。事后，母亲告诉我，她做梦都不会想到是何光春，从云南来看父亲，手里的书包有给我们买的一点吃的东西，还有给父亲的两瓶酒。当何医生听母亲说父亲已去世时，何叔叔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埋怨自己来晚了。他对母亲说，早在1964年就打听到父母的工作单位和住处，可总没有腾出时间。现在到是有时间了，可是造反派搞的国家兵荒马乱，人人自危。他一直担心父亲的身体和他的倔脾气，怕他受委屈。谁想，他千里迢迢来看父亲，不料父亲竟然已经去世了。 

    那天，何叔叔始终被悲痛罩着。他原本想和父母见面好好喝一盅，想与父母好好聊聊分别这些年的情况。听母亲一说父亲去世了，就一点心思都没有了。他就和母亲在屋里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他又想和母亲说些什么，但一张嘴，就无法忍住涌出的眼泪。于是，何叔叔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走了。临出门，他不忘让母亲好好保重，说将来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他对母亲特别提起我。当他知道我已大学毕业，正在部队“接受再教育”，就说：“贤忠聪明，特别象炳文，将来分到什么地方告诉我一声。我来时亚林让我代问好。孩子们也是20年没有见过面了。”听母亲讲这些，我心里酸楚楚的。

    我记得亚林比我大一岁。她是何叔叔家老大，长的特漂亮。在荣校时，我们是好朋友。然而，等我在65军“改造”分配工作以后，得知何叔叔和王显兰阿姨已相继去世，这使还尚未与亚林取得的联系，无疑将会永远地失去了。因为以后多次托人与云南军区后勤联系，都没有结果。多方打听亚林及其弟妹们的情况，也没消息。为此，我心中很难过，也常常自责。我想，如果父亲在世，他一定为失去与何光春叔叔见面的机会，为他们夫妻双双去世，为无法找到亚林及其弟妹的下落而难受得心疼。因为何叔叔、王阿姨，是父母一生中难得的知己呀！父母所以对他们如此情深意重，因为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所展示出来的品质、风采，深受父母及大家的赞美与佩服。

    父母亲对荣校的感情之深、记忆之深，是很感人的。尤其是母亲，她不但记得当年生产劳动的情景，还记得许多老功臣的名字和他们的趣事。校长王群、副校长于贵伍、陈震业、任庭辉、叶和玉、许信；腿有点瘸的政治部主任陈成矩，以及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何光春、季 秉、王显兰、周成智、米国建、焉秀英、苗玉香、周万成、唐照国、李玉明、李秀兰、田思成、秦中朝、万子英、于现蔚、朱庭绶、何玉兰、马云峰、谭新华、金占魁、杨兴顺、罗亦藻、柳怀杰、田世书、杨世旺，还有个胡丰珍科长，他的妻子叫朱庭寿，和母亲一样是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过来的等。这些人的名字，就像母亲心中的一盏盏明灯，让母亲觉得温暖和感到光亮。荣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这艰苦的生活和曾经的战友们，却给母亲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并且使业已93岁高龄的母亲只要回想起来，仍然会感到兴奋、感动和幸福。也可以豪不夸张地说，荣校，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因为它是我识字、是我得到启蒙人生教育的革命学校。只要我回忆起来，心中总是充满激。

    我曾听父亲说，这张照片，是总务科的同志为欢送他大家凑钱照的。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钱应该由何科长出呢。

    照片至今已经经历66年了。它和它的主人们一样，经过了几十年的不凡经历。虽然自1946年大家相继分开后，再也没有相聚的机会，虽然全国解放后因工作分散天南海北，一些叔叔牺牲、病逝或因四人帮的十年内浩劫致死，包括我的父亲，但这张传到我手里的老照片，依然收藏完好。只要延安革命纪念馆感觉有收藏的价值，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捐赠给他们。因为在这张照片的背后，也象其它革命老照片一样，其中珍藏着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岁月中感天动地的人和故事。
我还能记得这张照片中几个叔叔的名字：

    前排左起：2、周成智 4、马云峰，他怀抱着是出生在保安县的大儿子保安 ；第二排左起3、罗亦燥，他怀抱着的孩子是我的大弟弟贤林；第三排左起1、柳怀杰，3、周万成；6、我的父亲、总务科长何炳文。